生态补偿问题国外研究进展综述.docxVIP

生态补偿问题国外研究进展综述 生态补偿已成为当前国际公认的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手段之一，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实践，也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尝试通过全面梳理近年来发表于国外主流期刊的相关研究文献，详细述评国外关于生态补偿的概念、机制设计与效应评估等核心问题的研究进展。结果发现，首先，除了体现以激励换取生态服务这一共同点之外，国外生态补偿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从理论基础上看，则主要源自于科斯或庇古经济学。其次，由于理论出发点不同、技术制约以及制度与文化背景等的差异，国外不同生态补偿实践在包括参与者、补偿标准、支付条件和补偿方式在内的机制设计上也各不相同，而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生态补偿效应评估上的困难，以及针对生态补偿作用的诸多争议。由此，我们认为，完善相关理论，强调异质性，将成为未来生态补偿研究需要重点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生态补偿；研究进展；国外；综述 中图分类号X1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11-0076-07 生态补偿，国外文献通常称之为对生态（环境）服务付费（Paymentsfor Ecosystem/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已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各地用以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和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但尽管近年来生态补偿的实践很多，效果却常常为人所诟病[1-2]，这既有机制设计上的原因，也源自对生态补偿概念、评价标准等缺乏统一认识。我们尝试全面梳理近年来发表于国外主流期刊的相关研究文献，详实述评国外关于上述核心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认识生态补偿问题提供参考，也为我国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深入推开生态补偿实践提供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 一、生态补偿的概念 从理论基础来看，国外关于生态补偿的定义大体可划分为三类。 1.1科斯理论视角的生态补偿概念 与环境经济学的观点相似，科斯理论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且产权界定明确，资源拥有者就可以通过谈判机制内部化环境服务的外部性，依靠市场而无需政府介入就可提供社会所需要的环境服务。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Wunder最先将生态补偿定义为环境服务购买者与提供者之间就环境服务买卖所达成的一种自愿交易，并根据其工作经验，提出了生态补偿的四个界定标准：①是基于谈判的自愿交易；②交易的环境服务是明确规定且可度量的；③有确定的、至少一个的买者和卖者；④作为补偿的支付是有条件的，当且仅当提供者按合约要求提供服务时，购买者才对其进行支付[3]。随后，Engel等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考虑，从两个方面对Wunder的定义进行了拓展，一是将服务的购买方从实际受益者扩大到包括第三方，例如政府和国际组织；二是考虑到集体产权在实践中的作用，将例如社区等集体组织纳入服务提供方范畴[4]。自提出始，Wunder的生态补偿定义就遭受诸多质疑。原因是该定义中构建界定标准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建构思维而不是科学知识[5]。首先，信息不对称会明显削弱交易双方的谈判能力，实际上，环境服务交易双方的自愿程度并不高[6]；其次，环境服务难以度量，这有可能损害交易的可持续性[7]；再次，交易本身需要良好的监管体系，而这通常导致很高的交易成本[8]；最后，强调环境交易双方发生资源转移，意味着将直接支付与投资目标捆绑在一起，这偏离了关注环境保护行为的主旨[9]。Farley与Costanza则认为，Wunder的定义过于狭隘与严格，而且界定标准不合理，又很少符合实际[10]；一些研究则指出，该定义将人类与环境之间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生物物理关系过度简化了[11-12]。诸多调查分析也证实，该定义所列举的标准与世界各地已有的大多数生态补偿计划特征并不相符[8，13-14]。但尽管如此，Wunder与Engel等的定义仍然被国外学者认为是主流的生态补偿定义，也是许多相关理论研究的起点，并不断被引用[15-16]。 1.2庇古理论视角的生态补偿概念 庇古理论强调通过政府收税和补贴的方式而不是市场来消除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背离，从而使环境服务的外部性得到内部化。由于私人部门并不愿意对环境服务进行支付，许多生态补偿实践都依靠国家和社区来运作，需要通过税收或强制性服务收费来融资，并严格依赖于制度基础[8]。Muradian等认为，生态补偿涉及的环境服务具有公共品特征，且往往依赖集体行动，需要所有活动参与者通力合作，而生态补偿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这些服务的提供建立激励，以改变那些引发环境资源过度恶化的个体或集体行动。因此，他们将生态补偿定义为“自然资源管理中旨在为使个体或/和集体土地使用决策与社会利益一致而提供激励的社会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一种资源转移”。这种货币或非货币转移体现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并以生态补偿机制的设置和结果为条件，在实践上可通过市场或其他比如由监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