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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导论 试论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 ? ? ? ? ? ? ? ? ? ? ? ? ? ? ? ? ? ? 一 引论 2006年，中央宣布取消农业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农业税在中国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皇粮国税已内化为中国农民政治正确的一部分，河北有“交了粮，自在王”[1]的民谚，“自在王”是说国家不扰民，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原因并不是国家不想治，而是传统国家是典型意义上的弱国家，缺少深入社会的能力和治理技术。“自在王”的前提是“交了粮”，“皇粮国税不可免，但是皇粮国税不能太重，必须轻徭薄赋。税赋太重就会引发严重问题”[2]。 进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不得不以现代化作为回应，现代化的前提是增加从农村社会的资源提取，以发展现代事业，如建立现代警察制度和教育制度，用于洋务运动，发展军事工业。传统的弱国家的基层治理制度难以满足从农村社会提取大量资源的要求，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现代行政体系，以有效地从农村抽取资源。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在抽取农村资源和国家政权建设之间，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而是靠复制扩大旧有的治理制度，即政权内卷化，从农村抽取的资源大多被非正式中间机构的贪污所消耗，从而产生了政权合法性的严重危机。[3] 真正完成国家政权建设，并能够从农村社会有效抽取资源，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通过政社合一的制度，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因此完成了从农村抽取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农村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国家越来越不依赖从农村抽取资源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以承包制为开端的农村体制改革，很快就由经济体制到行政体制。至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乡（镇）人民政府成立，“乡（镇）政村治”治理架构最终确立，国家将强有力地伸入农村基层的组织体系收缩回去。 20世纪80年代至2006年的20多年时间，是一个过渡阶段，是在中国回应现代化要求中，通过国家政权建设来扩大从农村抽取资源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阶段，和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从农村抽取资源，出现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的过渡阶段。而20世纪80年代前的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晚清至民国时期，国家试图通过政权建设以有效抽取农村资源却很不成功的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完成了从农村抽取资源以建设现代国家任务的时期。这样，考察20世纪100年的乡村治理，就有了三个不同的可考阶段。而正是通过窥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过渡时期，我们可以发现贯穿在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背后的逻辑线索。 没有疑问，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是承接19世纪中国回应西方挑战而不得不现代化而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展开就是国家能否通过政权建设，建立起一个可以深入农村基层社会的组织体系，以能够从农村有效抽取用于现代化事业的资源。具体可以展开为两个指标，一是组织体系能力，二是抽取资数量。较强的组织体系能力可以抽取较多的农村资源用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较弱的组织体系能力在强制抽取较多资源时，不仅会造成严重的政权合法性丧失的后果，而且抽取出来的资源被中间层大量消耗，产生如杜赞奇所说政权内卷化的后果。温铁军认为，20世纪一百年的工业化几乎都是由政府主导，都要面对如何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提取剩余的问题，也就是说：“谁能够解决政府与小农之间交易费用高到几乎无法交易的矛盾，谁就成功。”[4]温铁军的意思很明确，国家能够低成本地从农村抽取资源，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否则国家就不可能有效回应西方的挑战。除了英美等工业化超前的国家更多依靠新兴资产阶级和市场外，德、日、法等工业化置后的国家，以及今天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一定要靠国家权力强制从农业抽取剩余来实现。 为了回应西方挑战，中国不得不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并进行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建设首先需要改变传统国家“无为而治”的状况，进而建立起强有力地向农村延伸的基层组织体系。不过，在缺乏现代技术条件的情况下，试图建立起强有力的抽取农村资源的基层组织体系，却远非易事。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体系的建立，往往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成果，而非原因。考量中国的现实国情，一方面是小农数量庞大，高度分散，剩余很少；另一方面是农民的国民意识并未确立，却囿于一个个传统的村庄和宗族群体之中，中国是由一个一个以宗族等传统组织为单位的沙子组成的一盘散沙时，国家借以从农村提取资源的基层组织体系，更加难以有效建立起来。如果不从国家与农民关系方面着手，将难以理解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成效，同时也就难以理解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及其变迁的逻辑。 本文先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说起。 二 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