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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活着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简直猪狗不如。”一名广告策划者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 　　《蜗居》女主角海萍说:“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百四,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 　　这讲的是一个房奴,一个小三(第三者)的故事。这么普通,却打动人们的视听。《蜗居》的编剧六六说:“每一个在写字楼中拥有1平方隔间、月月还房贷、出门坐公交、中午吃盒饭的人,都能从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不管是热播剧《蜗居》还是杨浦的杀妻自杀案,反映的都是转型社会中都市白领在光鲜外表之下的不能承受之重。年轻人从来都是社会中压力最大的族群,面对就业、结婚、生子等重重人生关卡如过山车般呼啸而来,面对从学校到社会、孩子到成人的质的跨越,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爱情和面包的不可兼得,都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奔奔族”困惑而焦虑。 　　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可是在这样一片蝇营狗苟的浮华下面,在爬得更高、涨得更快、走得更远的理论指引下,“奔奔族”如何才能选择另一种“幸福而平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