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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安宪 儒学心性论的历史进程 罗安宪colon;儒学心性论的历史进程 罗安宪：儒学心性论的历史进程 作者：罗安宪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1-9-1 【人大哲学系编辑】 内容提要：儒学心性论在历史上有一个相循相续的发展过程，孟子强调心性的合一性，荀子突出心性的相分性。程朱认为心性通而不同，有荀学的痕迹；陆王坚持心即性，以孟学为旨归。在现代新儒学中，冯友兰走的是程朱的路，其学是程朱之学的延伸，熊十力、牟宗三走的是陆王的路，其学是陆王之学的发展。 关键词：心性 心性不二 心性相通 心性论也可称为心性之学，是关于心性的理论或学说。中国哲学虽然是围绕天人之际展开的，但是天人之际的核心不是天，而是人。而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心性问题。所以心性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一项基本理论。对于心性的不同理解和说明，是儒学内部派别分歧的重要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儒学内部派别划分的主要标志。从心性论的历史演变，可以清楚地检阅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作为儒学的开山始祖，孔子还没有确立完整的心性论。孔子没有论及心，论性也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 ·阳货》）孔子一生讲得最多的是仁。然而孔子论仁，主要局限于仁本身，即仁是什么，为什么行仁的层面上。至于如何行仁，在孔子那里，还不是问题的重点。孔子只是简单地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行仁完全是人的自觉的行为。至于为什么是人的自觉的行为，孔子并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证。虽然孔子也讲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人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然而推己及人一般只具有操作上的意义，并不具有理论根据方面的因素。 孟子处处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孟学对于孔学的发展，主要就在于“为仁之方”方面的发展。如果说，孔学的重心还停留于仁本身，还停留于仁是什么、为什么行仁的问题上，那么，孟学的重心则由仁本身转向“为仁之方” 。孟子自觉地将孔子仁学的终点作为自己仁学的起点。并通过对“为仁之方”的论述，而建立了自己的心性论。以心性论为基础的“为仁之方”的理论，既是孟学对于孔学的最大发展，也是孟学之为孟学的主要内容。 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人与动物之间是有相同性的：“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嗅也，四体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 人与动物相同的因素是性，但却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不是人性。孟子认为，人异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在于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才是所谓的人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在孟子看来，人性与人心本是二而一的东西，人性即是人心，人心即是人性。从人之所以为人的角度，从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天赋的角度看，是人性；从其居于人的内心，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角度看，则是人心。因此，人的本心、本性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原本就是善的。[1]这种本原的、先天性的善，正是人为仁向善的基础；人本身原有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正是人为仁向善的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并不是外在于人或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根源于人心、人性，并且是由其发育出来的东西，是人心、人性中本有的东西：“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这种心性论的确立，就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第一次寻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 性善论是仁义之道得以实行的先天根据。但只有这个根据还不够。在孟子看来，一个人要真正成为仁人君子，还必须使自身本有的善端得以发扬广大。“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孟子·公孙丑上》）扩充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尽心”，一是“养气” 。孟子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尽心”就是尽力发扬自身本有的善心。“尽心”即可“知性”，“知性”即知其性之善。而性根源于天赋、来源于天赋，所以“知性”则可以“知天”,“知天”即知天之善。而由天之善进而可知天之理。这样，性一方面具有主观自我的因素，它是我之为我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又具有外在客观的因素，它根源于天赋自然。从而，性便成了连接心（主观自我）与天（外在客观）之间的桥梁。孟子通过性，将宇宙人生打成一片，实现了物与我、天与人之间的融通和贯注。如果说，“尽心”是由内而发外，由己而及物；那么，“养气”则是聚外而凝于内，由物而及己。孟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