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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公消费的唯一途径 解决三公消费的唯一途径 2021-11-03 09:48:43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总第343期） 作者：刘熙瑞 对于三公消费这样一个难题，我们到底能否解决，又怎么解决?我个人认为，关键是看我们能否把“三公”消费问题纳入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并使群众真正参与进来。这将会使“三公”消费中的“公共性”得到切实彰显，从而取得解决这一问题的不竭动力源泉，可以说是解决 “三公”消费问题的唯一途径。 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及某些地方政府陆续公布的“三公”(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消费情况，各种媒体进行了大量讨论。总的是，叫好之声颇少，而非难之声颇多，主流是表现出强烈的遗憾。这说明了什么?起码有两点：一是公布的结果与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人们历来对“三公”消费中的不合理或不合法行为相当不满，“积怨”很深;二是从反面揭示了“三公”消费问题是个“老大难”，说它是改革“第一难”也不为过。从公布本身看，这仅是解决“三公”消费问题“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的路任重而道远。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对于三公消费这样一个难题，我们到底能否解决，又怎么解决?我个人认为，关键是看我们能否把“三公”消费问题纳入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并使群众真正参与进来。这将会使“三公”消费中的“公共性”得到切实彰显，从而取得解决这一问题的不竭动力源泉，可以说是解决 “三公”消费问题的唯一途径。 我国自1998年以来，在财政体制改革上就确立了一个总思路，即逐步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和“十五”计划纲要则明确提出，要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那么，公共财政体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呢?一般说，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其突出特点是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公开性、法治性。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则是其最基本的功能。 用这种思路来研究我国“三公”消费问题，很明显就会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三公”消费的范围，必须严格限制在“纯”公共事务领域，那种半公半私、以公带私、公私混杂的行为就应受到甄别、排斥和限制，而假公济私、以公谋私的行为则必须反对和杜绝;其次，“三公”消费的计划制定过程必须有公民参与，并经过代表公民的权力机构最终审定，目的是保证其“公共性”的最后落实;再次，公民和代表公民的权力机构应对“三公”消费计划的执行进行全程监督，为此，要求执行的信息必须公开和透明;又次，“三公”消费计划的最终执行结果要向公民及代表公民的权力机关汇报，并接受其认真审查;最后，“三公”消费执行中出现问题，政府和有关公务员必须承担公共责任。 把“三公”消费真正纳入“公共财政”体制，目前差距还非常大。目前来看，不全是公共事务，假公济私者颇多;也未能经过公民或代表公民的权力机关有效地审查，执行既不公开，也不透明;而结果也是没有详细汇报，有的也是大而化之。对出现的问题，更谈不到追究责任。 借鉴成果，规范“三公”消费 我们知道，世界范围内提出公共财政体制概念已有几百年历史(它始于17世纪末的英国)，不少国家在执行中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说，这构成了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现在既然承认差距，就应广泛借鉴这些成果，为我所用，规范我们的“三公”消费行为。综合考虑这些，我认为，当前我们特别要加强以下几点： 第一，为保证其“公共性”，一定要克服“自我革命”思路的局限。我们改革中，为调动公务员积极性，常常首先强调自我革命意识。这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一般规律是，“公共性”离开公众的参与就没根基，失去保证。“三公”消费中的问题，本来就是公务员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膨胀自己权利而违背规定甚至法规获得的，只靠其自我革命是解决不了的。我们可回顾一下“三公”消费改革的历史。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倡导过“自我剥夺”的说法。“自我剥夺”实际起自内蒙古卓资县，他们作为我国1982年第一次机构改革的试点县，针对公车消费中的大量问题，曾于1986年改革当时的公务用车制度，首先取消专车，把原来分散配备的车辆实行统一管理。到1989年，又正式成立了“机关服务公司”，使其退出政府系列，从而把公务用车等后勤工作变为商品化的市场服务。由于这一改革取消了领导专车，领导用车也需花钱租用，用当时书记的话说就是“自我剥夺”。但这一改革后来未能在全国推开，原因就是只靠自我革命遇到了动力不足问题。以至于后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994年联合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之后，公车配备的标准仍然得不到落实，原因是没有人执行。可见，在难度这样大的改革面前，“剥夺”既已不易，“自我剥夺”就更难。因此，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即由“自我”革命转为群众的广泛参与。在这方面，群众的积极性是无限的，他们质疑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