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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基层党组织增强代表性的逻辑与机制 试论基层党组织增强代表性的逻辑与机制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1年06期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1)02－0027－06 毫无疑问，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者与反映者。社会公众对政党的认同度，取决于政党的代表性，政党越是能代表和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就越具有代表性，它的合法性与认同度就越高。当然，任何政党都有一定的利益代表与反映机制，其代表性与群众认同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体现“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党组织要“保持先进性”，习近平提出党组织要增强“纯洁性”，应该说，党组织的“代表性”与保持“先进性”、增强“纯洁性”具有高度的内在关联。本文主要就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代表性、面临的挑战及其增强机制等问题作一分析。 一、部分基层党组织面临代表性挑战 毋庸讳言，伴随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目前部分基层党组织在如何有效代表、反映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方面面临诸多不适应。基层党组织面临的这些不适应或者挑战，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部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行为(作风)上脱离了社会。曹锦清在其著名实证调研著作《黄河边的中国》中，不无忧虑地指出：“最令我担忧的问题是，各级地方政权存在着日益脱离社会，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趋势。”[1](p.767)他说的虽是“各级地方政权”、“地方党政”日益脱离社会，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党组织在各级政府机构中都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因此，问题的实质是部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脱离了社会。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全党发出严重警告：“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2](p.10)习近平在新产生的政治局常委记者见面会上，也明确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因此，可以说，脱离群众，作风漂浮，是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在“代表性”问题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因而强调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3](p.49) 第二，部分基层党组织在功能上出现严重的空心化。基层党组织传统的以动员与组织为核心的功能结构，是建立在对资源的直接掌控与权威分配的基础上的。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这一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社会资源由国家(党政组织)控制向社会回流的过程，是国家的经济过程逐渐与党政组织剥离的过程(党政组织不再直接组织生产)，也是市场机制不断拓展和社会自主性不断增强的过程。这就不能不深刻触动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的传统基础。结果是基层党组织的传统功能在衰退而其适应市场和社会需要的新功能却尚未形成，因而造成其功能结构的空心化。功能空心化或者说不再有多少实质性活动，基层党组织的“代表性”与“先进性”也就难以体现。 第三，部分基层党组织在组织上日益松散化。与基层党组织功能上空心化相伴随的，是其组织形态上的松散。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3](p.5)一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仅剩下一个空架子，甚至在运转形态上由“空转”发展到“停转”与“反转”。这些基层党组织事实上已不能给基层群众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其“代表性”与“先进性”就丧失了有效的组织支撑。 毫无疑问，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代表性，取决于其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关系，它越是能代表和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它的合法性与代表性程度就越高。作为阶级和民族先锋队的党的基层组织及其干部，本是最该和最能代表人民利益的组织和个人，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基层党组织及其干部未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奔小康，相反却走上无所作为甚至弄权自肥的道路。 党的领导的依据是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4](p.285)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是共产党执政以前的情况。共产党一旦执掌政权，代表全社会行使公共权力，共产党就不仅仅要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还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迅速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发展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就绝不能忽视每个地区、每个企业、甚至每个个人的特殊利益。改革开放后，在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并沿此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