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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革命》读书笔记 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教授,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世界著名的比较法学家、法理学家、法史学家以及社会主义法专家，曾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执教达40年之久，其学术观点尖锐而深刻,对当今一些主流观念提出了挑战。著有《法律与革命》《法律与宗教》等法学专著。《法律与革命》就是较早被翻译成中文，并且享誉学界的著作。 《法律与革命》一书讲述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教皇革命的冲击下，在12世纪和13世纪产生了最早的现代法律体系，即罗马天主教会的“新的”教会法，以及逐渐出现同时共存的诸多世俗法律体系——王室法、封建法、城市法和商法。实际上，教会法在许多方面都为世俗法的发展提供了榜样，且内容叙述详尽和论证深刻，是历史的，宗教的，也是法学的。作者从历史中发现真理，从实践中捕捉真相。伯尔曼在书中用老道的语言一项一项的描述着古老的故事。在体系上分为两大块，第一部分，名为“教皇革命与教会法”，第二部分名为“世俗法律体系的形成”，两部分互相映衬，相得益彰。 ????西方历史上的教皇革命中，教会通过法律朝着正义与和平的方向为拯救俗人和改造世界而努力。不过，这只是教皇革命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皇帝、国王和领主增强法律权威，创设数以千计自主的和自治的城市；建立大学和发展新的神学和法律科学等等，一言以蔽之，教皇革命具有全面变革的特性，正是这次全面的剧变产生了西方的法律传统，也即教会法及各种世俗法相继出现。教会法是近代西方的第一个法律体系，在12世纪被理解为及时向前发展的一种一体化的法律体系，但是日耳曼法仍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支持这种似是而非的事实的证据最明显表现在可以从教会内部各种新的法律发展中找到。与此相类似，日耳曼民俗法也是取代它的世俗法律体系的一种必要基础。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教会法体系和各种新的世俗法体系，同时，近代西方法律制度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出现与欧洲最早的一批大学的出现密切相关，正是在那里，西欧第一次将法律作为一种独特的和系统化的知识亦即一门科学来教授，从而使得各种新的法律体系从社会习俗和一般的政治和宗教制度混为一体的各种旧法秩序中脱胎出来。教会法内部高度系统化，采取发展与婚姻、遗嘱、财产、协议和不法行为有关的刺激法律体系的形式——基础是教会对圣礼、遗嘱、有俸圣职、誓言和犯罪分辨具有管辖权。世俗法律体系都或多或少局限于某类具体的现世实务：封建法针对封建实务，城市法针对城市事务，王室法针对王室法实务，等等。 一般认为，把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期定位于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这两百年中，并且将教皇革命及其所引发的教会与世俗两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作为西方法律传统得以产生的基本因素，正是伯尔曼的贡献所在。作者倡导一种复合的历史观，在书中的尾论部分使用“Beyond Marx,beyond weber”为题，指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19世纪所有意识形态，都不期然而然的致力于贬低、否认和无视近代西方的制度和价值在前新教时代、前人文主义时代、前民族主义时代、前个人主义时代和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深厚根基;他们全都试图掩盖发生于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西方历史的断裂”，指出这种过去研究者的缺陷，并用自己的论证加以说明。“至少不能只把西方历史中的法律完全归结为产出它的社会物质条件或观念和价值体系；还必须把它部分地看做社会、政治、智识、道德和宗教发展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不仅仅是结果之一。”这是与我们过去接受的被极端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历史观截然不同的。 “每次革命都标志着整个社会体制中的：一次基本变化，一次迅速的变化，一次剧烈的变化，一次持久的变化。每次革命都在以下方面寻求合法性：一种基本的法律，一个遥远的过去，一种预示世界最终命运的未来。每次革命都历经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才牢固确立。每次革命最终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它体现了革命的某些主要目的，他改变了西方的法律传统，但最终他仍保持在该传统之内。”“革命这个词不仅用于指新体制借以产生的最初暴力事件，而且也指体制得以确立所需要的整个时期。”这种对于革命的深刻理解，和对于传统的同样深刻的理解，使得他的态度更容易让人接受。 “西方法律传统像整个西方文明一样，在20世纪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但这一点并不是科学上能证明的，而最终是由直觉感知的。”以自己的知识和觉察，深刻的指出了西方法律传统产生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空前的。法律传统的危机不仅仅是法哲学的危机，而且是法律体系本身的危机，在20世纪，法律传统的历史土壤正在受到侵蚀，这种传统本身正在面临崩溃的威胁。作者认为就目前的危机已经达到了可与过去曾经打击西方法律传统的革命危机相提并论的程度而言，并且目前的危机更深，不仅是自18世纪已经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的危机，或自17世纪发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