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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闺秀诗人的才德之辩 清代闺秀诗人的才德之辩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1年12期 ［中图分类号］I 1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21)03-0072-05 中国古代是父权制的社会，男性掌握着整个社会的文化权力，女性处在失语状态之下。因此，文学史上很少看见女作家的身影。这种情况到清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女性文学出现鼎盛的局面。有清一代，不仅有人数众多的闺秀女诗人，而且流传下来的作品也十分丰富。上世纪30年代，施淑仪所编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共辑录清代女诗人1263人。后来又有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收录历代有作品传世或作品见于史料著录的女作家，其中仅是清代就有3500余人，是前代女作家人数总和的十几倍。由此可见清代女性文学鼎盛的情况。实际上，女性文学开始兴盛在明末之时已经初露端倪，这时在江南地区出现了一些颇有诗名的闺秀诗人。她们或为姊妹，或为母女，以血缘和姻亲关系凝结成盛产闺秀诗人的家族。清代女性文学的鼎盛则由此而来。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对女性所表现出的文才的争论也随之而起，而争论的焦点就是女性的“才”是否会妨碍她的德行。从明末到整个清代，凡是写诗作词的闺秀都面临着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询问，这也成为闺秀诗人的内心忧虑之一。 一、女性“三不朽”与“女子无才便是德” 对于女性文才的争论在明末就已经开始。明末之时，江南地区出现了一些以盛产闺秀诗人而闻名的世家大族，较著名的有桐城方氏、吴江叶氏和沈氏。其中吴江叶氏指的是沈宜修与她的三个女儿叶纨纨、叶小纨以及叶小鸾。沈宜修和她的女儿们都有诗集传世，其夫叶绍袁把她们的诗集全部刻入《午梦堂全集》。叶绍袁在《午梦堂全集》的序中提出：“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不朽：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也。”[1]把德、才、色并提，作为女子立身传世的依据。因为集中有他妻子和女儿们的诗集，所以他着重强调的是女性的“才”，而这里的“才”指的是文才。叶绍袁认为女性也可以因有文才而在历史上留名，表现出对女性文才的肯定和赞扬，对传统上“女子不宜为诗”的说法进行了反驳。有很多男性文人与叶绍袁一样，他们帮助自己的妻女和女性亲属编辑刊刻诗集，还欣然为诗集作序题跋，这说明他们对此也是持赞同态度的。到了清代，则有更多的男性文人注重女子的文才，他们或为之诗集作序，或出资刊刻诗集；有的还招收女弟子，教她们作诗为文，如袁枚与随园女弟子、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 闺秀女诗人的增多和声势益大引起了维护礼教之人的担心和忧虑，他们则对此提出反对，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中认为它应该是在明末时产生的。其实，在明代之前女性也是需要读书受教育的，但她们的教育内容受到严格规定和限制，最主要的是女教之作。因为允许女性读书识字并不是为了让她们像男性那样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而主要是为了道德教化的需要。明末时随着女性文学的兴盛，女性的文才受到关注，才出现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论调。这种论调在清代也颇为流行，给女性才能的培养和发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从明末吕坤的《闺训》到清代王相之母的《女范捷录》、陈宏谋的《教女遗规》、章学诚的《妇学篇》等著作里都对女性的“才”与“德”给予关注和讨论。吕坤在《闺训》中说：“今人养女多不教读书识字，盖亦防微杜渐之意。然女子贞淫，却不在此。果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经》、《列女传》、《女训》、《女诫》之类，不可不熟读讲明，使他心上开朗，亦阃教之不可少也。”[2]从此可以看出，明末时社会上已经有不让女性读书受教的趋势。而清代陈宏谋《五种遗规》之《教女遗规》说：“或者疑女子知书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笔墨、工文词者，有时反为女德之累。”[3]又章学诚《妇学篇》说：“古之贤女，贵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无才便是德’者，非恶才也，正谓小有才而不之学，乃为矜饰惊名，转不如村妪田妪不至贻笑大方也。”[4]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清代社会有部分人担心女性有文才之后会有违反道德的行为，因而反对女性接受教育。 对女性表现出文才而感到不安，这有其历史和文学上的原因。在清代之前，擅长诗词的女性多为青楼妓女。她们是家庭之外的另一种女性，不受女性道德的约束。青楼妓女以擅长诗词作为招徕男性文人关注和提高身价的一种手段，在社会一般观念中，诗词文艺和青楼身份成了一种必然的联系。因而大家闺秀去写诗填词很容易招致别人的误解。另外，在古代一些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男女突破礼教大防，其媒介往往是诗或词。这是因为诗词具有传达思想、与人交流的作用。从这些方面来说，女性擅长诗词往往使人产生不好的联想，对她的德行产生质疑。 从另一方面来说，女性读书识字、与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