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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枝枝叶叶 长夏多暇，清荫下听蝉之时，闲忆往事，记起早年负笈燕园的时光。燕园如一株大树，繁茂扶疏，我这里写下的，只是自己当时所见所遇的枝枝叶叶。 久闻北大图书馆盛名，李大钊是最有名的馆长。办完入学手续，等不得正式上课，便带着崭新的借书证，匆匆找到未名湖边的大馆（第一馆）。大馆是原先燕京大学的老楼，窗户不敞，又四围尽栽树木，密匝浓荫，进门一片昏暗。一楼阅览室每张深色长方书桌上安着一盏盏低矮台灯，翠绿灯罩盖住灯光四射，昏暗里翠绿点点，十分静谧，又给人几分深不可测的感觉，俨然知识大海洋。 一长排书目卡抽屉，我不知如何查找想借的图书。茫无所措时，一位灰发妇人过来问我要借的书名——说不定她旁边看了我一阵。于是手把手指点，哪类书适宜查哪种分类、编号。老人态度和蔼，衣着朴素，我吃惊，毕竟北大，寻常妇女都这般文化。过了几周图书馆举办由副馆长梁思庄先生主讲的工具书讲座，听说她是梁启超女儿，我早早赶去二教阶梯大教室。步上讲台的竟是那天教我查书目的老太。后来我才晓得，北大名家往往不显山不显水，外表看不出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回北大搜集林徽因资料，结识了梁思庄先生女公子吴荔明教授。梁是林的小姑，与林最为友善。吴教授说，老太太已作古多年。 文史楼阅览室算得中文系读书根据地，吃过早饭，提着装碗勺的布兜（多是毛巾对折、逢边、收口，提着上课堂、跑阅览室，此校园历史上一景），径直往那里占座位——不再回宿舍了，教室就在附近，先上课后看书，或先看书后上课，一般上午只有两节。邻座常是同年级的，有感想了，看累了，忍不住悄悄交谈几句。忘情时嗓门略高，随即招来一声客气的或恼怒的“嘘！”有段日子张少华常来，她体弱病假不少，在这里借阅课堂笔记，补抄要点。我的笔记记得死板而较为完整，字迹也还清楚，借给她次数就多些。也是在这里，刘树炎发现《边疆文艺》连载的小说《归家》。文艺创作禁锢的那时，它比时流作品多点儿人情味，我们传阅开了。我、李杨杨、谢真子，还有谁，讨论热烈，常招致“嘘”声连连。不久《归家》遭批评，纳入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我是赞赏它的，很是紧张，见着刘树炎、谢真子、李杨杨，绝口不提，仿佛彼此从未读过《归家》。诚惶诚恐了一些日子，无声无息，虚惊一场，幸好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犹大。 北大师资一流，但我们进校头两年，他们大多抽到教育部编写全国统一教材。后来呢，运动搞个不断，因而期待的讲坛上名师云集大打了折扣。 所幸终究是骆驼，哪怕再瘦。吴组缃教授论述鲁迅小说《离婚》，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他下结论，口气短促、有力，如老吏断狱，不容一丝质疑。吴老师还客串过一堂写作课，批评啰嗦文字，这句“他用右手从头上摘下自己的帽子”，吴教授说五个字足矣：“他摘下帽子。”帽子肯定不是从脚上摘的；无特殊情形，摘的当然是自己的帽子；至于摘帽子用左手或右手，若非情节需要则无关紧要，大可不表。由此我明白了何谓“简洁”。传闻他有秘本“吴批”《红楼梦》，始终不得一睹，能看到的是客厅悬挂的与阿尔巴尼亚党首霍查的大幅合影，他是访阿作家代表团一员。那时的阿尔巴尼亚，“欧洲的一盏明灯”，那时的霍查，“战友加兄弟”，了得！ 章廷谦先生即散文名家川岛，鲁迅的“语丝社”战友。章先生讲授“现代文学史”完全另外一种风格，大致都在聊天。聊到郁达夫，“达夫”呀；聊到冰心，“冰心大姐”呀，一副熟人口吻（确实与他们很熟），讲到的作家栩栩如生。当然也留下一点时间，匆匆念王瑶参加的统编教材稿本。同学不免有意见，老先生依然故我。这样的讲法，我倒是喜欢，他把我带进了历史，真切感受到“活”的文学。这样的课，非川岛这辈同代先生讲不出来。至于理性评价，看看参考教材即可。日后我任教“现代文学”课，便注重引导学生进入民国时期文学境地。我没有章老师那经历优势，只得尽量带原版书刊和作家当年留影进课堂，文学的历史是具象的生动的。 “现代文学史”之前有门预备课“现代文学作品选讲”，本是王瑶先生的，他去编教材，由他们的编写组成员来各讲一两次。课虽不打紧，而名家连连，唐弢、李何林、刘绶松、刘泮溪、路坎都来了。今享盛名的张恩和，那时还是个小青年。王瑶先生正式任课的“鲁迅研究”排在后来的选修阶段。可是刚开讲了个头便骤然停课，师生奉命统统下乡去阶级斗争，远赴荆州搞了一学年“四清”。待返回燕园学校形势亦严峻起来，王先生已失去上讲台资格。没有听到他一门完整课，我懊丧至极。只记得王先生老是讲不完一句完整话，话到一半，张大嘴“啊、啊、啊……”不停，后面的话全“啊”掉了，让你去意会。 吴小如先生的课与吴组缃同样有口皆碑，一老一小并称“二吴”。小吴先生教我们时间最长，讲课精彩外，京腔京调，清晰洪亮，很好听的——他票友过京剧。再就是他的板书，清秀隽逸，我边听课边在笔记本上描摹横、竖、撇、捺。有回病假借先生讲稿补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