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及政策选择.docVIP

1994年： \t /_blank 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及政策选择 刘鹤，杨伟民进 入九十年代以来，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城市化的渴求、国际收支压力增大、外资大量流入和对新产业的投机等现象，已经不是短期周期性波动所能解释的。可以肯定他说，这是我国人均收入提高后，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引起的结构转换现象，从局部出发，是无法理解甚至解释这些现象的，唯有结构性的分析方法能使我们从这种现象中解脱出来，抓住主要的发展线索。 九十年代后期乃至二十一世纪初期，城市化、国际化和高度化是我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实现小康小平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内生性需要，也是国家经济政策之聚合点。 新的发展现象八十年代中期至１９９２年初，我国经济发展不同于以往之处的要点在于：第一，以乡镇企业为标志的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及城乡工业的结合；第二，消费需求作为经济主动变量地位的确定；第三，对基础产业发展的普遍重视及其良性循环机制的逐步出现；第四，外资、外贸由“拾遗补缺”的地位上升为重要的增长动力源。 １９９２年春季起，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实绩引起世人的震动。巨大的潜在市场，亿万人致富的热情和经济体制的实质性变化，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幻想。据世界银行一份内部报告估计，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经济正在改变世界格局。报告分析，１９９２年这个地区的进口额已达７２４０亿美元，其数额已超过美国。由此可以判断，从现在起到２０００年，东亚地区的购买力增量将占全球增量的５０％，其实力之大足以对世界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１９９２年以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达２２个月的高速增长，这个势头正作为一个长期现象而继续，而不是短期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结果。在这次高速增长过程之中，有些作为八十年代增长特征的现象被进一步强化，新的特征逐步显现。 新消费需求的形成。对汽车、电子及通信产品的实证分析表明，这些产品的潜在市场正在被开拓，现实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并快速扩张，其市场份额中家庭消费的重要作用逐渐扩大。有关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私人轿车保有量直线上升。北京自１９８６年以来，私人轿车以每年２７４％的速度增加。这从一个方面表明，我国居民消费重心正由食品、服装和一般家用电器转向高档、大宗耐用消费品（当然包括住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这种变化，稳定农业的含义已与八十年代的定义迥然不同，而促进资本和技术含量高的支柱产业发展，今后则成为与国际和国内收支平衡等目标密切相关的实质性政策。 城市短缺。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市、从内地向沿海的流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每年一次的民工潮越演越烈。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跨地区的流动人口已达７０００万以上。人口大省四川外出打工人口已达１０００万；安徽、湖南外出打工的劳动力都超过了５００万，占当年农业劳动力的２０％左右。与此同时，由于人口流动过分集中于现有大城市，加剧了现有大城市的人口密度以及交通的拥挤和基础设施的负担。北京、上海等地抽样统计的流动人口已越两成，广东的交通状况已与世界公认的“曼谷病”不相上下，就连新建的深圳也出现了“未老先衰”的城市综合症现象。农业过剩人口进入劳动密集型工业的门槛大大提高，乡镇企业的就业弹性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大幅度下降，１９８８年乡村企业每千元资本可以吸收劳动力０．３１人，１９９１卒降到０．１８人，三年下降４２％。另一方面，就业弹性很高的第三产业在农村发展严重不足。工业与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以工业为１，第三产业的就业在发达国家一般为２～３，我国城市大体是１，而农村只有不到１：０．５。城市发展不足以及由此引起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门路变得一分狭窄。１９９２年以来开发区迅猛发展，也预示着对城市化的追求。这些情况表明，八十年以来，以乡镇企业为依托的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方式，已难以适应今天乃至今后的形势。在人口从农业涌向非农产业的历史阶段，“城市短缺”已成事实。 经常项目的逆差趋势。１９９３年，进出口总额占我国ＧＮＰ的比重已达３７％，表面数字显示的我国外贸依存度已超过美国和日本。出口已经遵循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具有劳动成本比较优势的产品仍然占出口的主导地位。１９８６年我国纺织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为２３．１％，１９９３年上升到２９．６％。电扇、收录机、彩电等少数产品已经走过“学习曲线”之凹部，逐步占领国际市场，１９８５年电视机的竞争力系数是负的０．９６３６，１９９１年就上升到正的０．８１７７。最令人关注的特征是进口变化的趋势。对机器设备，资本含量高的原料进口比重一直在稳步上升。当经济高涨时，对这类产品的进口量在扩张，当经济增长放慢时，虽然这部分产品进口绝对量在减少，但相对比重却并没有下降，进口需求呈刚性。工业化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实质内容，是对上述产品在引进新技术前提下的替代和实现出口。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