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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读书笔记 lbrack;经济与社会rsqb;读书笔记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啊，中国，啊，中国， 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 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春天的故事》 《春天的故事》是当代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一首赞歌，歌颂伟大的领导人邓小平，更歌颂他所领导的那场持续至今，使得万万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这次被称为革命性的改革，本身就有太多可供经济与社会研究领域分析的切面，不过能力有限，在此仅从一个角度入手，尝试性探讨多年以来人治与法治的纷争。 法治和法治建设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之一，也广为国人普遍接受并穷尽心力以追求。这本身并无多少值得批判之处，即使放眼世界，法治也是各国说一不二的政治准则，而人治在流行的法学观点看来往往是应该予以批判的，甚至被某些观点等同地视作专制，曾有一位学者无限遗憾地介绍了一个道德战胜法律的案例并感慨这是法制建设的倒退，虽然其判决结果令万民拍手称快。现今中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健全，普及法治常识，促成当代中国法治制度形成、确立、健康发展，保护和支持人民对法治社会的追求，为此而宣传这样略显偏激的话语和文字还无伤大雅，但若是本身便研究法理学的专家学者也将这样的言论视作条文甚至真理，则可能带来重大的偏颇。虽然因为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和百余年国运的悲惨动荡，我国法治推行的时日尚短，但就世界而言，法治诞生并得到广泛认可，遵从的历史长达千年以上，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另一方面人治也在法治普及之后又绵延了千年之久，期间人治与法治孰优孰劣的争议一直持续，至今没有一个明显的高下之分，如果法治真是无懈可击，人治真是罪大恶极，那么人类历史这么漫长的时期和广大的范围内总是不乏掌握真理的智者的，为何这种争议还能持续如此之久？甚至我们还看到不少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将人治作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方法，而法治反而敬陪末席作为补充，如果人治与法治的优劣高下如此显而易见，而前辈高人却无法分辨，那么我们怎么会将他们捧上神坛这么多年而没有揭穿；如果前辈高人才学属实，也经受住了千百年群众雪亮的眼睛的审核，那么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就不应该如此简单化、二元化、绝对化，因为我们即使不能全然信任以往的学者，起码还要正视自己的眼光。从思维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上讲，简单二元化的论证方式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位在“南海边画圈”的邓小平同志就曾经面对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理论，这种自圆其说的强词夺理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压迫性，对参与思考、论证的人进行一种上纲上线的强行的政治绑架。其次，这种论证也存在将论证双方，即法治和人治的支持者进行道德化的标注，一方不但完全排斥另一方，而且确信自己的观点正确并正义，这样与自己的对立面不但存在观点冲突，还加入了道德声讨的成分，与学术研讨不相关的敌对情绪将彻底蒙蔽双方对真相的识别能力。在这样的偏激化的评价观念的引导下，再也难以认真和科学理解人治与法治真正的优劣处所在与精髓，从而使得整个论证与辩证彻底丧失出发点。其三，这种认识和论证的简单二元化也容易使得民众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任务和道路的认识简单化，使法治建设就是去人治化，法治建设只是领导层面一朝开悟，一声令下，就能够马到功成的问题这样的想法蔓延，而忽视了法治建设中制度逐渐形成和完善，体制最终确立和长期地健康运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社会各阶层，各方面因素相互协同，相互制约的产物，是一个全民参与，循序渐进，稳扎稳打且苦难重重的大工程。 事实上在法理学与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的观念中，人治、法治都是相互并列，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两种基础的治国手段。两者的关系确实存在对立，但这是一种辩证的对立统一，既有对立，也有统一，而且对立是统一中的对立，统一是包容了对立的统一，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过长期思辨和验证，发现这更是符合事实的，因而对于两者的认识就不可能停留在一种非黑即白，优劣利弊两分的简单层面的区分中了。只有在相互批判和补充中，法治的有点才能充分显现，而人治的光辉也才能得以流露，要发现这些隐藏性的有点是困难的，但正是这种困难更印证了真理的难能可贵，打虎的英雄才会被大众铭记，而打老鼠只能成为日常生活。况且，既然是作为一种，或者说两种，得到了历史检验和全世界不同政体不同社会性质的无数个国家承认的治国手段，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都不可能仅仅取决于领导层的个人意志，服务于其个人权利，当然其中有掌权者和既得利益者自己的考量，但是至少它必须能够保证一个国家的基本生存，否则一切利益和权利的基础都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必须相信这样一个假设，即一个正常的统治者或统治团体的治国手段，其基本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