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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公文要有高度且适度 写公文，需要把握好的“度”有很多。我总结过一套“十度”理论，包括精度、高度、广度、深度、厚度、鲜度、亮度、温度、力度、尺度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高度问题。越是大机关，行文越要有高度；越是大领导，讲话越要有高度。 为什么公文特别强调高度？因为公文是“为开展领导工作服务，为领导开展工作服务”。领导，不仅说明在管理层级上处于高位，更要求在能力素质水平上体现高度，这种高度是选人用人上的标准也是实际工作中的标杆。公文是党政机关的“门面”，讲话是领导干部的“脸面”。领导机关发文件，领导干部作讲话，理应体现出高瞻远瞩的视野、高屋建瓴的气势、高人一筹的水平（注意，是水平上的“高人一筹”，不是心理上的“高人一等”），否则指导性和感召力就不强。 公文的高度不是说话的调子高，而是看问题的站位高。杜甫诗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写公文要有高度，就必须主动占领思想的制高点，能够“站在山顶看问题”。比如：身为一名党员干部，能够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凡事从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层面上去考虑，这叫有政治高度；自觉把本职工作、岗位职责与肩负的时代重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叫有使命高度；着眼全党全国来看一域一事，这叫有全局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研究客观事物，形成揭示本质、反映规律的深刻认识，这叫有理论高度；能够超前预判、准确把握发展大势，研究提出对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具有长远指导作用的策略，这叫有战略高度。没有一些体现这种高度的话，公文就不像公文，领导就不像领导。 在公文写作中，高度问题普遍存在，表现形式也非常丰富，但归结起来，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高度，体现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水平；一个是艺术高度，体现作者对写作规律的运用水平。公文写作虽然不像文学创作那样强调艺术表现力，但在相对固定的写作规范之下，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写作技巧。一篇好的公文，必定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 一篇公文所应达到的思想高度，理当与发文机关或代笔对象所处的管理层级相匹配；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取决于作者的知识水平、理论素养和思想境界。“九层之台，起于垒土。”（《老子》）公文中的思想高度，不是文字“码”出来的、材料“堆”出来的，而是以知识为砖“砌”出来的，以思考为梯“登”出来的，以境界为尺“量”出来的。要提高对公文思想高度的把持能力，重点是提高理论政策水平，关键在于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在公文写作特别是领导讲话稿的写作中应当追求高度，但高度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力求有高度且适度。适度，就是要符合工作实际，符合发文机关的层级或领导干部的身份。一个较高的立意，要用翔实的内容、严密的论证来支撑，上可顶天、下可立地，高得起来、落得下去，不能搞空中楼阁。当写作的水平和占有的材料不足以支撑文章的高度时，不可以随意拔高。如果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不得要领、不着边际地唱高调，表面上是升华，实际上是虚高，就像是用高射炮打蚊子，只能让人看笑话。这又好比明明是一个小孩子，偏偏要装大人，说一些故作高深的话，给人的感觉不是成熟，而是滑稽；就算是戴上高帽子，垫上“内增高”，只要一露脸一张嘴，什么都遮不住。 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上级材料说小话，下级材料说大话”。大机关的材料，大领导的讲话，往往注意在内容上、语言上接地气，与基层和群众贴得比较近；基层单位报的材料，小秘书写的稿子，反而口号式的大话套话空话比较多，除了能够表表决心，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所以，公文的“高”要高得自然，高得真实和恰当。对一些没有必要放到那么高去看的人和事，只把它摆在合适的位置上就可以了。 高度有时候需要提升，有时候却需要降低。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岳阳楼记》），这是身处高位、眼睛向下。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是身处高位、放低身段。对领导干部来说，你把自己看得越低、放得越低，人民群众才会把你看得越高、抬得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