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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咏散文艺术的独白 吟咏散文艺术的独白 当一种文学样式的繁荣在前，便会有其理论的总结与提升紧随其后，说这是文学史上的规律，大约反对者不会很多。周政保的近著《自尊的独语》（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５月）呈现的就是作者对近年散文创作现状的理论思考。 　　这本书评论到的作家，粗略一数，即有五十几位。不仅将当代散文界的大家名家几悉数囊括，而且还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后生晚辈。前者自然是戛戛独造自成一家，后者或许稚嫩但也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都是独语而非合唱。这不正是文学艺术之别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的最基本一点吗？ 　　“自尊的独语”又何尝不是政保的夫子自道呢。“评论只能从真实的感觉开始”，这是政保一贯坚守的信条。建立在真实而敏锐的艺术感觉之上的判断，使政保对所涉猎的各家都有精当的品评，而且臧否有度，褒贬有据。王蒙的潇洒机智，贾平凹的婉约清空，周涛的汪洋恣肆，余秋雨的激情悟性，史铁生的深邃细致，汪曾祺的自然家常，宗璞的淡泊宁静……从当代文坛的众语喧哗中，政保捕捉到一个个独特的声音，将它们一一区别开来。不要以为政保在“贴标签”，他其实是在努力寻求一把把打开每一位作家散文艺术大门的钥匙。曾记得若干年前，我读过贾平凹一篇文章，称自己散文的隐秘，唯有周政保触摸到了，言语间满是惺惺相惜之感。自古知音难求，作家能引评论家为知我心者，实为不易。硬币的另一面，便是批评家常常以溢美之词而遭世人诟病。不虚美，不矫饰，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这就是为什么批评家的文品常常要和人品攀扯上的原因了。哪怕是面对《丑石》这样公认的名篇（该篇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政保也指出其未脱杨朔式窠臼；即便是面对梁衡这样的名家，政保也指出其山水文章“状写有余，‘感思不足’”；战友同事请他作序，“中等水平”这样的断语竟赫然列于序文（不知在我们的阅读范围内，可曾见过这样的序文）。难得的还在并非点到为止，对其经验教训的深刻剖析，其启人心智的借题发挥，往往紧随其后，构成书中的精彩篇页。 　　能够对作家作品做出切中肯綮而非人云亦云的品评，批评家的任务便已经完成得不错了。当然有出息的批评家给自己设置的标高远不限于此。布瓦洛之为１７世纪的法国文学立法，别林斯基之为１９世纪的俄国文学指路，皆是入载文学史册的范例。时移世易，我不敢轻言当今有哪一位批评家堪比前贤（况且于今也未见得是好事），可是退而求其次，能否就当今某一体裁的创作提供一积极的引领，恐怕也还是鉴别优秀者与平庸者的试金石吧。以此观之，本书的厚重感便凸现出来了。几十篇文章的合集，虽非专著，却涵盖了散文的本体论、作家论、作品论、创作论、散文与文学家族其他成员的比较等等诸多领域。虽说并非每一领域都有充分而系统的展开，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真知灼见。在这方面，我认为对散文本体论的追问，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形散神不散”的反拨，是本书最具有理论贡献与实践指导价值的地方。在当前散文创作表面上姹紫嫣红热热闹闹的氛围中，政保却兜头一盆冷水，声言坚冰未破春天尚远；当散文家大谈打破传统努力革新时，又是政保正告“还是先从理解传统、认识传统、发现传统、继承传统开始做起”，“传统的智慧要靠现代智慧去开掘与发现”，“现今散文界所缺乏的，并不是泛泛而谈的‘革新意识’，而是一种关照传统的现代眼光，一种真正理解生活的卓越见地，一种真诚的创作态度”，这实在是切中时弊的诤言。 　　诚如政保反复强调的那样，“散文的界定最难，它几乎找不到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可以被称为特征的特征”。如果说政保所秉持的大散文观，尚被荫蔽在贾平凹的身影下的话，那么他的理论展开，就打有鲜明的个人印记了。比如，在谈及与本体论息息相关的方法论时，政保直言：“无章无法便是法，而所有文学创作的‘章法’，也可以认为是散文的‘章法’――散文本来就是这样一种自由而随意的文体。”居于此种理念，政保对“几乎成为当代散文理论的最高概括――‘形散神不散’”进行了彻底地颠覆。指出“‘形散神亦散’或‘神散形不散’同样可以成为出色的散文。关键并不在于‘散’或‘不散’，而是在于‘散’或‘不散’的叙述形态之中所隐含的思情的质地及精神发现的深刻性――这就是所谓的‘神’”。言其廓清了笼罩在中国散文界的积久的迷雾，我以为是毫不过分的。 　　类似的迷雾还有弥漫于中国散文世界的所谓“诗化”，所谓“美文”?熏所谓“缘物写意”等等，政保均以犀利独到的眼光，穿透了它们似是而非的表象，揭示了表象掩盖下的夸饰矫情，无聊的闲适，失血的情趣，游戏文字的优美等诸多弊端，足以使人警戒。可以归入创作论范畴的，还有针对某一类形散文的卓有见地的评论。比如山水文章历来是散文大宗，可是政保却说，“在散文创作中，山水文章是最难成就的品种”。因为“山水文章之于作家，创作之中隐含着多元考验――绝不止于文学或所谓的文学功底问题”。而“以故迹旧事遗址史痕作为叙谈对象亦少有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