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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跌撞撞去了美国 1989年，我带着彷徨提前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当时清华是五年制。大三时，父亲出车祸意外离世，给了我巨大打击，我的世界观、人生观都因为父亲去世而被完全颠覆。 第一次叛逆 1987年9月21日下午6点多钟，父亲在骑车回家的路上，被一名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司机撞倒了。司机人还挺好，第一时间将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当时父亲昏迷不醒，只要施救，肯定会活下来。可急救室的一个医生告诉出租车司机，施救之前要先缴500块钱押金。这名司机急急忙忙开车出去筹钱，当时是6点半，晚上11点时他拿了500块钱回来。 1987年，能筹到500块钱不容易。缴了押金，医生开始施救，但父亲的血压已经测不出来了，脉搏也没有了。而在此之前，父亲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4个多小时没有人施救。 父亲的离世让我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样走。那是我第一次叛逆。从小父亲就想让我做工程师、科学家，但这件事之后，我会想：做工程师、科学家有什么用？父亲倒是工程师，却落了这样一个下场。当时的我就想留在中国改变现状。 因此，毕业时我并没有出国的打算，而是和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签了协议，代表清华大学去香港工作。但由于一些特殊情况，香港方面表示无法履行工作协议，我只能放弃了。仓促之间，我做了一个决定：考托福出国留学。 决定出国以后，我就拼命地复习英语，英语当时是我的短板，成绩一般。我就这样跌跌撞撞去了美国。 指出导师错误 到美国后，刚开始我也很不老实，经常关心课堂外的一些事情，经常想在国内的事情，也在看周围的事情，做了很多其他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去餐馆打工近一年。 直到1992年，我读到博士二年级，才开始有了一点感觉。那时，我发现自己在实验室稍微努力一些，也能学得不错，研究做得也还可以。1993年时发生了一件比较意外的事，让我发现自己学生物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因为我的数学和物理基础比较好。 我的导师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不苟言笑，我们都很怕他。有一天，我们开小组会，他非常激动，开始在黑板上推演，向我们展示他自认为发现的一个生物物理学中的重大理论突破。推演到最后，他写了一黑板的推导公式，告诉我们：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有问题的。 当时，实验室里有二十几个人，十几个博士生，六七个博士后，都坐在那里听他讲，大家听得目瞪口呆。恰好我的数理基础很好，公式推导是我的强项，在他推导的过程中，我已经发现他犯了错误。他讲完以后，我已经看到3处错误，当时实验室的同行没有一个举手的。我当着众人的面，跟导师说他的公式推导过程中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说完之后，我有点担心自己惹祸了。但下午再见到导师时，他却向大家夸赞我，说：“这么复杂的推演，你能在瞬间看到问题，真了不起。”他的夸奖让我心里开始放松，也意识到自己学习生物学的优势。 被动转为主动 1995年，我博士畢业时，已经深信自己将来做生命科学研究，谋生没有问题，但还没有自信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科学家。所以，毕业时我又犹豫：自己究竟需要做什么？想做什么？我是一个让思维顺着感觉走的人，不愿意禁锢自己。所以，毕业后我跟朋友在巴尔的摩市成立了一家公司，希望促进一下中美贸易，把中国没有的技术通过我们的中介带到中国。 做了四五个月，发现挣钱没那么容易。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长处不在做生意，而是用自己的脑子做研究。到1995年夏天时，我决定，自己这一辈子非生命科学莫属，而且确定了方向后再也没有变过。 我的学术启蒙地应该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清华大学教给我一些技术知识，但当时在研究上我真的是一窍不通，没有研究理念，也不懂研究方法。在清华，我受到了清华观念的感染和清华精神的熏陶，但我依然不知道怎样从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化到主动地寻求知识。这步转化最终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期间完成的。 知道怎么爱国 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巴尔的摩，对在美国留学前几年的生涯，我是非常留恋也非常感慨的。在那里，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学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在看导师、同学、同事做科研的过程中，我有很多机会跟他们交流，耳濡目染，逐渐把科学研究的方法学到。这是我在巴尔的摩最大的收获。 国内的本科教育偏重于知识灌输，偏重于让学生记住很多知识，却没有花时间告诉学生，知识是怎么来的。我们没有给学生讲科学史，这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我们的教育中是缺失的。我们没有讲发现知识、建立体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学生必须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才能破除迷信。 我在清华开了一门课，每年秋季给学生讲科学史，我会把科学家的生平、一些重要的事件、关键的实验全部穿插到课程里面，让学生觉得非常有意思。开这门课有几个目的：一方面让学生破除迷信，认识到科学家也是人，再优秀也还是人，不是神;另一方面让学生真正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