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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的世界 书籍 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社会 印刷的世界colon;书籍period;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社会 生活于16世纪的唐顺之(1507-1560)曾叙述道：“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唐汉以前亦绝无此事。幸而所谓墓志与诗文集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灭矣，而在者尚满屋也。若皆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①这里，唐顺之道明了书籍既是普遍存在的又是短暂易逝的。他嘲笑了这些新贵和暴发户身上的虚荣——这些人出版自己作品的渴望忽然变得现实了。 唐顺之沮丧的观察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社会阶层。他刚好生活在晚明出版业的繁荣势头呈现之时，他的话也反映了对无处不在的变化的清醒认识。唐提醒我们，印刷出来的文字拥有象征权力，即使对那些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都不太高的人也是如此。在他的世界里，书籍有多种功用，是承载知识的物件、供研习的版本，是在商业交易中被买卖的商品。抑有进者，书籍具有社会和文化的意义，这一意义或通过人们拙劣的模仿折射出来，或是在人们对声望的追求中展现出来。 “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这一术语涵盖了更为宽泛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方法。原始资料除了书籍以外，还包括如单张印刷品、新闻报刊和插图等。研究对象是围绕着印刷品的生产与消费展开（或受其影响）的文化实践的整个内容③。研究课题涵盖了身份(Identity)、社会角色、阶层差别和阅读的历史等。印刷文化的概念如此广泛，以至于几乎取代了文化史，因为很难想象一种不包含这些内容的文化领域。 近来有关中国出版历史的研究层出不穷，呈现出超越国界的景象，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学者都对这个领域抱有极大兴趣。然而，学者群体之间的互动并不均衡，美国与日本学者之间的学术亲缘关系十分明显。例如，大木康和井上进(Inoue Susumu)两位学者在英语学者圈中影响巨大，本文也将详细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研究书籍史的中文成果则关注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自身和他们的外国同行都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本土的书籍史研究是特色鲜明的传统书目文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传统长期以来注重于目录编纂、版本研究、训诂学、印刷技术史、书籍收藏和校勘等领域④。很大程度上，美国学者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利用中文学界的出版成果，他们叹为观止于参考书目的精深，将其当作航行于浩瀚史料之海的指南。正是出于实用主义目的，20世纪早期出版的叶德辉的作品⑤，以及张秀民的研究成果，都被广泛引用⑥。不过，有迹象表明大洋两岸之间的学术契合正在出现，双方（因不同的原因）对地方与区域出版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交流与对话正在开展，新的参考工具和目录也得到共享。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以外的学者已经自觉摆脱了对版本和技术史的研究，那些过分强调古籍善本与早于古腾堡四个世纪发明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研究方法，都遭到摒弃⑦。相应的，他们自觉在相关的广阔社会与文化语境下理解中国书籍，同时亦主张重视出版实践。他们声称，因为成本低和普及广，雕版印刷更为重要，特别当和相对昂贵且利用较少的活字印刷术相比时，更是如此⑧。其他学者提醒我们注意几个世纪以来手稿与印刷书籍同时存在，事实上，直到20世纪，手稿也一直是一种文本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媒介⑨。他们集中关注于普通版本而不是收藏家们的珍藏，有意提醒大家注意以前所忽视的时段、类型与社会组织等研究领域⑩。多数学者强调商业出版，这最能贴切地反映出“交流循环”现象，但同时忽略了两种在中国较重要的出版模式——官方和家族的生产(11)。学术界的这种趋势倾向于忽略非商业的书籍流通，比如礼物馈赠等，并遮蔽掉大量由官府及个人等通过官方渠道资助的以提高学术声望的荣誉性出版活动(12)。 从方法论角度讲，中国书籍史研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书籍史研究有密切关联，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印刷语言(printed word)的比较对话中，中国书籍的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边缘位置。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亚洲出版商们印行的书籍卷帙浩繁，但是中国——事实上，通常来讲是东亚——在绝大多数有关书籍的世界历史著作中，仅仅出现在脚注之中(13)。1996年《中华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推出专刊，标志中国出版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初次登场，研究法国书籍史的著名学者夏特里埃(Roger Chartier)撰写了导言(14)。尽管如此，其后出版的新的有关中国书籍史、出版史的研究，可能因为面世时间尚短，还未对整个领域造成广泛的影响，欧洲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里依然突出。面对以国界与语言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