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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我们应该怎么活 作为人我们应该怎么活 为人，我们怎么活？ 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哲学有很多种，只有一种哲学集全力研究“作为人，我们怎么活”的问题，这就是“生活哲学”（Philosophy of Living）。世界观有很多种，只有一种世界观集全力研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就是宽容世界观。 “作为人，我们怎么活？” 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作为”、“人”、“怎么”、“活”，最后，还有“我们”的含义。 一、“作为”“人” 一直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个“人本主义者”。是的，我要公开宣称：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本主义者！但是，我所理解的“人”却有特定的含义。所以，还要补充一句：人本主义者有很多，请不要把我混同于其他人。 “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如果照孟子的看法，那就是人懂得君臣父子之分，而动物却不解这一点。所以他批评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1]中国两千年的人兽之分大致沿袭了孟子的思路。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植物只有营养灵魂，动物只有营养灵魂和运动灵魂，人不仅有营养灵魂，有运动灵魂，而且在这之外还有“理性灵魂”，因此，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而动物没有理性。由此，西方两千年间许多学者把人看作“理性动物”，直到费尔巴哈，才理直气壮地重提感性，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意 志和心”。但费尔巴哈仍然把人看作“类”存在物，也就是说，动物只能过一种特殊的生活，人却能过一种普遍的生活。这种普遍性既表现在理性中，也表现在意志和情感中。费尔巴哈特别强调的是“爱”，甚至试图建立“爱的宗教”。他所提倡的爱，恰恰就是普遍的爱。这就与孟子所反对的墨子相沟通了。 我本人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67)人有宗教，动物没有宗教，有人根据这一点来区别人和动物，这当然是可以的。同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制造并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等等，都不能算错，因为确实可以根据这些特点来区别人和动物。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最为根本的是，人能够“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与动物的所有其他区别，都离不开生产，都要用“生产”来说明。“怎么”生产决定“怎么”活，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都要自己生产，动物则基本上依赖自然界的恩赐。狐狸的“衣服”就是它的皮毛，因此它不用到市场上买衣服穿；猫吃老鼠，但它吃的老鼠是周围环境提供给它的，猫不用像人养猪那样养老鼠。人则不同。人不能到树上摘衣服穿，也不能到地里拣面包吃。人穿的衣服、吃的面包只能自己生产。当然，人最终也要依靠自然界，因为做衣服用的棉花、做面包用的小麦都要在地里才能长出来。但这是一种间接的依赖，与动物对自然界的直接的依赖相比，它能把自然界的不利条件对生存的冲击减到最小。比如，持续的干旱对于任何食草动物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人也是一样。干旱导致小麦枯死，而生产不出小麦就没有做面包的原料。但人类可以通过发展灌溉事业来缓解、甚至消除旱灾。或许恰恰是由于这一原因，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流域。用恩格斯的话说，动物只能 依赖自然界，而人则改造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条件。 这里的“改造”有特定的含义，正如人类的“生产”相对于动物的类似活动有特定含义一样。有人说，动物也在生产，比如蜜蜂和蚂蚁，难道不整天也在忙忙碌碌吗？的确，就此而言，人类的生产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毕竟人也是动物。生产无非是动物对自然界的反作用中的一种。人的生产无非是动物的类似活动中最为突出的一种。然而，区别在于：动物的生产并不是作为“生产”存在的，相对于人的“生产”来说，它只是一种本能的活动。人则不同，人的生产活动多多少少都带上了有意识的色彩。因此，人的采集活动并不是生产，因为蚂蚁也有采集活动，只有种植、栽培、浇水、施肥的活动加进来，才变成了“生产”。蜜蜂建蜂巢也不是生产，但建筑师盖房子却是“生产”，因为虽然蜜蜂建的蜂巢可能比建筑师盖的房子精美百倍，但它是一种本能活动；建筑师的房子虽然粗糙，但它是有意识的活动：建筑师在盖房子之前，脑子里先有了房子的样式，他可以把它画在图纸上，从而可以不断改进房子的设计。蜜蜂不会画图纸，所以它建的蜂巢也不能随意变化。 这里的“作为”很重要。人是动物，但他不是“作为”动物在活动。相反，他试图扩展和延伸自己的动物机能到它的自然界限之外。于是，动物的爪子变成了人的手，动物的大脑变成了人脑，然后，人的手可以继续延伸，创造出机械手，人的脑继续延伸，创造出电脑，如此等等。人甚至可以“延伸”出他没有的东西，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