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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工商会杂志 专访人大法学院何教授 lbrack;俄罗斯联邦工商会杂志rsqb;专访人大法学院何教授 《俄罗斯联邦工商会杂志》专访人大法 1994年4月11日，湖北省荆州地区京山县的村民在水塘中发现了一具高度腐败的女尸。侦查人员经过调查认定死者是已失踪3个月的附近村民张在玉，遂把其丈夫佘祥林作为犯罪嫌疑人，并获得了有罪供述。1994年9月22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10月13日，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佘祥林死刑。1995年1月6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理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1998年6月15日，变更管辖后的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9月22日，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佘祥林的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3月28日，“死亡”11年的张在玉生还。4月1日，佘祥林出狱。4月13日，京山县法院再审宣判佘祥林无罪。随后，当地政府的有关部门向其支付了大约90万人民币的赔偿和补助。 记者问：何先生，您写的最新一本书的名称为“亡者归来”，该书内容献给冤狱错案。冤狱错案是全世界的广大问题， 俄罗斯当然也知道这个。冤狱错案有许多各个重要的方面，请问，在这本书中，您把注意力集中到哪一些方面？ 何家弘答：《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是我对刑事错案问题进行了十年研究的主要成果。中国有一句老话：十年磨一剑。我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了。我研究刑事错案问题的动力来自于真实的案例。1994年的佘祥林冤案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2021年底，我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成立了“刑事错案”课题组，对中国的刑事错案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收集了一百多起经新闻媒体公开披露的冤错案件，进行典型案例剖析，并且就错判原因等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座谈研讨。我们发现，每一起冤案的发生往往都是多种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原因就反映出中国刑事司法工作中存在的十大误区。这里所说的“误区”，是指刑事司法活动中容易导致错误的事实认定或者容易使办案人员误入歧途的区域。这十大误区包括：第一是违背规律的限期破案；第二是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第三是先入为主的片面取证；第四是科学证据的不当解读；第五是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第六是放弃原则的遵从民意；第七是徒有虚名的相互制约；第八是形同虚设的法庭审判；第九是骑虎难下的超期羁押；第十是证据不足的疑罪从轻。其中，有些属于认识和观念的问题，有些属于制度和机制的问题，有些属于策略和方法的问题。虽然进入这些误区并不必然导致错判，但是可能导致错判，因此认知这些误区对于预防冤案很有意义。 冤案是刑事司法的阴影。透过这片阴影，人们可以看到司法制度的漏洞和缺陷，而亡羊补牢仍然可以推进刑事司法制度的进化与改良。实际上，这些冤错案件的发现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以刑事证据制度为例，2021年，在赵作海冤案披露之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就联合颁发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2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其中也包括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在《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一书的“后论”部分，我就专门介绍并论述了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进化与改良，包括刑事司法制度 的十大发展趋势，刑事诉讼中证据调查制度的改良，刑事司法过程中人权保障制度的改良，刑事证据制度的改良，法庭审判制度的改良，司法判例制度的改良，刑事案件申诉再审制度的改良等。 问：在处以死刑情况下，冤狱错案的不良影响是最可怕的。目前俄罗斯暂停使用死刑。请问，您对这种惩罚有什么看法？ 中国如何使用死刑？ 答：中国这些年也发生了错杀无辜的冤案，例如《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中介绍的呼格吉勒图冤案和腾兴善冤案。对于司法人员来说，发生在过去的案件事实犹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而这里所说的“水”和“镜子”就是证据。离开证据，司法人员无法认知发生在过去的案件事实，而司法人员通过证据所认知的案件事实未必等同于客观发生的事实。“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的口号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警察、检察官、法官都不是神仙，在证据短缺时犯下认定事实的错误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因此，为了不让错杀无辜的冤案重演，中国应该认真考虑废除死刑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再迷信死刑对犯罪的威慑力。中国在打击犯罪活动中素有“杀一儆百”的做法。但是，刑罚威慑力的大小依赖于两个因素：其一是刑罚的严厉性，其二是刑罚的现实性，后者表现为实施犯罪后被查获并适用刑罚的概率。对于威慑犯罪来说，后者的效力大于前者。换言之，威慑犯罪，严惩不如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