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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反思与完善 ——基于徐州地区改革实践的思考 前言：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2004年其就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项目列入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日渐成熟，已经从法院缓解办案压力的“权宜之计”，升级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行动”。任何改革都会与原有社会运行模式产生碰撞和磨合，本课题即从改革实践出发，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问题与不适进行反思，以期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有所推动。 一、求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初步探索 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和变迁加剧，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复合型、多样化和易激化等特点，加之越来越多的人将提高法治意识简单等同于“有纠纷打官司”，一时间所有的矛盾纠纷都涌入司法渠道，诉讼俨然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防线转变为前沿阵地。然而，诉讼并不是万能的，诉讼也并不绝对是定纷止争的最佳方式。过多的诉讼不但加剧了社会关系的对抗和紧张，增加了经济生活和市场运行的成本，也破坏了道德诚信、自治协商、家庭温情、社会宽容和责任、传统习俗等重要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大量纠纷涌入法院，同时加剧了司法需求与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导致审判执行工作难以良性循环，司法效率降低，解纷渠道阻滞，给司法社会认同和司法公信力带来挑战。面对法律的局限性和诉讼机制的高成本、高风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有限的司法资源难以满足社会无限增长的解纷需求，部分社会矛盾亟需还原到社会范畴内解决，激活沉寂已久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 在这种背景下，各地法院开始积极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探索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相互衔接。早在2009年，徐州法院就开始构建“人民法庭+巡回审判点+驻村（社区）法官”的涉诉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组织网络，在每个深入基层的“触角”上配置联系法官，在每个行政村（社区）聘任司法协理员，通过定期的联合排查走访、联合化解纠纷等活动将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积极推动党委政府将“万人民事案件起诉率”纳入对各乡镇、街道基层综治考核范围，促进基层组织更加重视涉诉纠纷的源头治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引领和推动，社会各界对多元化纠纷预防化解机制的认识不断提高，法院在依靠基层组织预防化解涉诉矛盾纠纷过程中，也使各类社会解纷主体开始觉醒、成长、发展。 二、反思：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困境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不足日益凸显，单打独斗、管理松散、重过程不重结果、长效机制建设不理想等缺陷使改革陷入困境。 首先，法院大包大揽，过犹不及。作为改革的引领者、推动者，人民法院在改革之初主动与相关单位建立诉调对接关系，派员进驻联系点帮助化解纠纷，确实能起到“面对面、手把手”的积极示范作用。但当政府和社会解纷职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法院仍然过多地投入司法资源，不仅有越俎代庖之嫌，也使得司法资源被大大稀释，法院的审判职能旁落。尤其是针对特定对象的主动服务举措，更是有违司法被动、中立、独立的基本原则，导致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怀疑。改革中，“一元化”化解纠纷的倾向仍然存在。发端于乡村“熟人社会”的司法协理员制度和基层组织调解机制，运用到城区的“陌生人社会”，其作用变得乏善可陈。不加区分地运用调解手段处理所有案件，使得法律规则和诉讼结果变得模糊而不确定，调解的作用被不适当的夸大，过度调解、强制调解，事实上限制和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其次，社会解纷乏力，运行欠佳。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性加大，个人对传统的村委会、居委会、单位等机构的人身依附性降低，基层组织控制功能减弱，自行处理消化矛盾纠纷的权威性下降。大多数行政机关没有独立的调解机制，没有配备专门的调解人员和调解场所，对矛盾纠纷的解决总是被动行事，甚至推诿、拒绝，以减少行政运行的成本。限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行业发展并不足够成熟，缺少行业权威，缺乏行业自律和自治机制，行业调解组织还有待于进一步成长壮大。各类调解组织尤其是人民调解组织一直面临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窘境，人员配置、组织机构、职能分配和经费保障不到位，使得其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基层矛盾纠纷显得力不从心。除了自身不足，社会公众由于选择方式不明、效力有待确定等原因对非诉解纷方式接受程度有限也进一步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相比之下，诉讼具有的权威性、规范性、终局性、强制性等优势，无疑会影响到人们选择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主动性。再加上经过多年的改革，诉讼门槛和诉讼成本一降再降，诉讼变得愈加简单可行，法院集中处理纠纷的功能被一再强化，社会公众更是倾向于直接诉诸诉讼，“一站式”解决矛盾纠纷。 再次，多元衔接不畅，各自为阵。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是多种解纷方式的简单排列，其核心价值在于各个渠道之间的有机结合及良性互动。然而现实中各种解纷机制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