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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孩子的四角天空 乡村孩子的四角天空 像许多城镇里的孩子一样，5岁的赵乐陶觉得水从水龙头里流出来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对于家住陕北黄土高原山腰上的17岁的刘建李来说，要解决全家一天的生活用水，就需要每天天一亮就起床，牵着毛驴下到几百米的山脚去驮回两桶水来。通向水井的路是一条羊肠小道。晴朗的日子，这条小道还算好走，不过是忍受一下呛人的尘土，而雨天和大雪天就艰难得多了。　　但无论怎样，刘建李每天都要往返两趟为八口之家运水喝。洗衣服时，往返次数更多。由于劳动力有限，刘建李每天除了运水，还要背柴、放羊和种地，这让上了5年学的他不得不中途辍学。　　9岁的云南女孩黄香菜也因为必须承担家务劳动而辍学。据官方媒体说，在中国实施“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后，许多孩童辍学常常不是经济原因，而是繁重的家务劳动。事实上，贫穷仍然是最根本的原因。　　政府希望通过城市化来帮助像刘建李这样的孩子走出贫穷。1990年到2021年，中国农业人口数量从8.5亿大幅削减到3.597亿，然而这其中的大部分是到城里打工赚钱养家的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人口迁移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这些农民工的孩子被留在家中，由祖父母抚养长大。同时，由于身边缺少成年人，他们必须优先考虑帮忙做家务和干农活，学习和作业是其次的。　　虚伪的城市化　　事实上，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地区并没能摆脱贫困，反而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两个中国”。“虽然我们在不断发展，但是这给人的感觉就像城市在快跑而我们在散步。”居住在贵州贫困山区的周柳德说。　　居住在甘肃一个偏远村庄里的王严（化名），就是中国五千多万“留守儿童”的一员。他的父母在离家很远的工业区工作，只有到春节才能放假回家待上三周。周末的时候，王严和他的兄弟姐妹由奶奶照顾。平时他则住宿舍，宿舍里三人共用一张床，36人挤在一个不供暖的16平米小屋里。　　王严饱受缺铁性贫血之苦，但他的家人和老师都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有文件表明，中国贫困农村地区有30%的孩子患有贫血。而且即使得到治疗，他们的贫血还是会复发的，因为他们的食谱并不健康，也缺乏充足的食物。不仅如此，在斯坦福大学和其中国同事近来的研究显示，在贵州这样的西南贫困地区，农村的孩子里有40%染上了肠道寄生虫。在中国全境，有数百万贫困的农村学生近视，但他们并不戴眼镜。　　2021年，上海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评选的国际中学生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三项评价中夺得第一。与此同时，在王严所就读的学校中，教育遇到的最大挑战却是“缺少食物”。营养不良使得学生发育迟缓、注意力不集中。　　10岁的谢晓园两只被冻伤的耳朵，足以证明了上学路途何其艰辛。谢晓园说：“我5点起床，自己梳头，然后就出门了。”在偏远的陕西黄土高原上，小姑娘穿行在漆黑的山路上，在暴风雪和泥石流中艰难跋涉。之后还要再坐10分钟的汽车，这当中根本没有时间吃早饭。　　她的午饭是1元多钱的两片面包和一杯饮料。这顿“免费午餐”受益于一项由记者邓飞发起的公益项目。借助这顿午餐，谢晓园要一直坚持到下午5点。她的家庭只能给她这么多。那是一个五口之家，每月全部收入加起来大约只有800元人民币。　　被割裂的权利　　王严的成绩并不好，这并不令人吃惊。即便有足够的食物，在中国充满竞争的学校体系下，他也只有很小的机会能考进高中，上大学的机会就更渺茫了。　　教育一直被寄予帮助中国摆脱贫困的巨大期望。在贵州省遵义市齐心村，村民自己建起了小学。但在这里，要找到合适的老师很难。英语是一门必修课，但是在瑞源小学，根本找不到胜任英语教学的老师。因为几乎没有年轻的毕业生愿意住在这么边远的地区，面对着开裂的、慢慢老化的房子，以及没自来水和暖气的日子。　　专家称，城乡教育标准的不一致是导致农村大学生比例、特别在著名大学里不断下降的一个原因。据媒体报道，去年，来自农村的学生占了高考人数的62%，但是在清华大学里面，农村学生比例只占17%。　　而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把人分为城市或者农村人口，并且划分了相应的权利。因此，即使农村人口通过进城务工的形式走进城市，也只能作为二等居民。在城市里到处都是无法享受市民待遇的人们。　　中国政府正尝试着开发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成果惠及面也逐步扩大。在齐心村周边的镇上，可以看到放着闪着金光的摩托车店铺以及3G和咖啡的广告。　　但是，对于像居住在这里的赵艾这样的家庭，这种靠从事基本耕作和在城市打工的亲人工资度日的家庭，这一切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据这里的小学校长介绍，经济发展掩盖了他们的贫穷，离人们居住的主干道越远的人越贫穷，孩子的成绩也更糟糕。　　因此在中国未来的高工资经济模式中，王严能指望的只有在省会城市兰州找到一份卑微的工作，或者在其他地方做临时工。因为没有城市永久居住证——户口，他能享有的城市社会福利有限。他可能会遭遇长期失业，或者投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