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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起源论文:文学艺术的起源理论研究(全文)
XX:马大康 一、对文学艺术与仪式关系的研究必须将考证与逻辑推理相结合,才能更有利于问题的深入。当我们把文学艺术的发生置于人类精神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去分析,那就可以发现,作为人类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文学艺术的诞生是离不开仪式活动这个环节的。尽管劳动实践起着终极作用,并必然涉及多种起因,但是,唯有仪式活动才真正孕育了文学艺术。正是仪式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精神活动,也为文学艺术的诞生提供了决定性条件。 在谈到原始仪式时,哈里森认为,原始人最初是没有“精灵”这个观念或概念的,他们根本不可能有抽象的思想,在他们心灵中,抽象性是格格不入的。① 心有所感,情动于中,于是不由自主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种舞蹈往往因为其中一位跳得格外出众而被推举为带头人、领舞者,这个领舞者就是最初的“道成肉身”,逐渐成为仪式参与者的偶像,他的有血有肉的人格为后来的人格化过程提供了雏形。在仪式活动中,领舞者成为凝聚集体激情的焦点和核心,整个活动都围绕着他展开,他成为仪式的灵魂。他的形象因此深入人心,被铭记不忘。年复一年,这种印象被不断重复和再现,终于从一个真实的人转变为人们记忆中的意象,成为一个精神造物。“正是知觉的周期性重复,使一种持久的抽象化、概念化过程成为可能”,“周期性的节日缔造了一个神,一个尽管并不是永生不死却能死而复生的神。”(43-44)需要补充的是:这位领舞者,他应该同时是领唱者,由于是仪式参与者注意的核心,在他身上也就集聚着参与者热切的期待和愿望,随着仪式周期性重复,真实的人渐次被淡忘了,这个凝聚着参与者期待和愿望的意象逐渐转化为一个抽象观念,一个寄托了参与者的期待和愿望的神灵。必须强调的是,只有在原始仪式的“集体性”活动中,这种转化才可能发生。在这个亦歌亦舞的仪式活动中,参与者的情绪相互感染着,相互激扬着,并由此构建了激情和力量的漩涡。正是在这个漩涡中,每个参与者的情感和欲望被高倍数放大了,日常的感觉阈限被突破了,仪式空间中的一切都因此发生了转变,那位领舞者(领唱者)的意象也从平常的对象转变为“非凡”的对象,一个离开集体性仪式活动,离开这个空间就无从感知,无从体验,也无法理解的“非凡”的对象。在仪式活动周期性重复过程中,一方面这个领舞者(领唱者)的表象被抽象化了,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得到强化、“非凡化”,神灵也就因此降生了,仪式空间也因此成为神圣空间。离开仪式的集体性活动,这一转化绝不可能发生。 ②这位领舞者(领唱者)既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又是仪式活动中不同凡常的“神”,而这对于依循互渗律来思维的原始人来说,既是自然的,又是神秘的。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考释了中国戏曲之起源:古之祭必有尸。宗庙之尸,以子弟为之。至天地百神之祀,用尸与否,虽不可考,然《晋语》载:“晋祀夏郊,以董伯为尸。”则非宗庙之祀,固亦用之。《楚辞》之灵,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词谓巫曰灵,谓神亦曰灵;盖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XX,而视为神之所冯依;故谓之曰灵,或谓之灵保。 《东君》曰:“思灵保兮贤姱。”王逸《章句》,训灵为保,训保为安。余疑《楚词》之灵保,与《诗》之神保,皆尸之异名。 (5)王国维提出的“宗庙之尸”即祭祀仪式中由子弟装扮成祖先之形象。开始,“尸”是由死者子弟装扮的,而后转由专职化的“巫”来担任,故曰“巫而兼尸之用”。而“巫”即“灵”,也即“神”。 所以,尸、巫、祖先、神灵是相通的。从中,我们可以推知,最早的仪式活动主要是祭奠祖先的。对于原始先民来说,死亡是最为重大的事件,延续生命是最为迫切的需求,他们企图通过死而复生的仪式来实现生命的赓续。因此,早期仪式活动主要的祭祀对象正是祖先,也即由子弟装扮的“尸”。随着时日流逝和仪式周期性重复,对祖先的记忆渐趋模糊,许多“功绩”、“德行”、“恩泽”以及对诸多先辈的怀恋都被强加在“尸”上,终于,那位装扮祖先的“尸”就成为非同凡常的“神”了。金文中商人的“上帝”释为天帝兼祖先神,是殷民族的始祖,亦可为证。至此,我们可以对哈里森的观点再做出补充:那位仪式的领舞者,不仅同时是领唱者,他就是古代中国所说的“尸”,也即祖先的扮演者,只是后来也用以表现神灵了。其间,专职化的“巫”的出现是个关键因素。即便在原始思维的互渗作用下,人们毕竟很难将终日相处、耳鬓斯磨、十分熟稔的“子弟”作为“神”来体认,而只可能把他视为祖先之再生。只有当原本陌生、不知来历的“外人”,一个专职的巫师,以其“专业化”的娴熟舞姿和诵唱,因其“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才能被仪式参与者视为有别于祖先的另一个具有非凡力量的不可知者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神灵。对于仪式参与者,他在仪式中以具体可感的形象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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