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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百年激进》读后感 何为“百年激进“？在本书的作者温铁军看来，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主导中国发展和制度演变。在这一百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经济领域，从短缺向过剩的变化。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以前的百年短缺，进入了经典理论意义上的三大资本全面过剩时期。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是三大过剩——产业、金融、商业这三大资本过剩。因产业过剩而导致金融过剩，因产业和金融过剩而导致商业过剩。作者从历史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经济上的短缺，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政府采取了内涵性地亲资本的政策，但到了1999年，在十五规划讨论中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表明试图改变亲资本的政策体系，2002年提出全面小康后相继强调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开始转向亲民生、亲贫困，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进一步趋向于亲环境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取向的变化，背后是经济形势和实质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央政府政策的调整就比较好理解了。这些政策的调整表现出了告别百年激进的思想倾向。在作者看来，在产业、金融、商业这三大资本过剩的背景下，试图在构建信用社会，形成稳定信用关系的努力，不是不值得肯定，但比较困难。这种主观愿望很好的努力往往带来较高的制度成本和因这种努力不奏效而带来的较高的治理成本。 在政治领域，从小资社会转向中资主导。中国1949年以后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国家，换句话说，中国当时是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1950年的人口结构分析，工业人口只占不到5%，没有社会条件形成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无产阶级。当年我们在土地革命为主的国家动员之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全球最大的小有产者群体——农民。在作者看来，这个小有产者群体在整个社会变革中间一定表现为小有产者群体的特色，既有竞争优势又有劣势。1990年代初期开始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打工，在差不多20年的高增长期间，进城农民工能够忍受低工资，没社会保障。中国工人阶级在新世纪短短五年之内成为世界工人阶级中的最庞大群体，中国也随之从最大的小有产阶级国转变为突然拥有2亿新生工人阶级的国家。在农村领域的变革中，任何激进的制度演进都会有比较严重的制度成本。执政党若想维持集中体制，就得维持广大农民作为小有产者的地位，不能过于激进地打掉农民借助于村社维护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财产基础就是必然的选择了。当然更为重要的社会结构变化，中国出现了3亿多中产阶级人群。其要求的政治改革本质上是中资参与分权的精英民主。新崛起的中资阶级要求精英民主，和已经运作了半个世纪的利于小资产阶级矛盾内部化处理的大众民主之间的矛盾形成政治倾向的对立。如何调和？这种政治矛盾决定了我们不能依据激进思想家对西方民主的想象来调和，西方的高成本政治在中国还不具有照搬过来的客观条件。 在本书中，作者的结论是告别激进百年。值得我们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