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资本流向及影响原由.docVIP

中国贸易资本流向及影响原由 一、问题提出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张，2002—2008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6207.7亿美元上升到25616.4亿美元，年均增长27%，贸易顺差从304.3亿美元上升到2954.6亿美元，年均增长60%。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后中国对外贸易受到一定抑制，但贸易顺差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依靠的是生态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及制成品出口，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始终处于下端，巨额的贸易顺差，很可能掩盖了生态资源的流失，从而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仅从传统经济学的货币资本角度来考察中国对外贸易利益显然存在一定局限。鉴于此，本文尝试以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EF）作为自然资本的测度，运用投入产出（Input-Output，I-O）模型考察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自然资本流向，以揭示中国对外贸易所获得的货币资本利益是否以牺牲生态资源为代价。Rees（1992）及WackernagelandRees（1996）在关于EF研究的开创性文献中，提出以用地面积为单位测度人类对生态系统供给可再生资源与吸收废弃物这两大类生态服务需求。具体而言，EF将某一商品所含的自然资本分解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碳汇用地六种用地类型。其中，前五类用地表现为人类生产活动实际占用的地表面积，称之为实际用地（ActualLand）；碳汇用地表现为吸收废弃物和排放所占面积，反映排放空间的大小，称之为虚拟用地（VirtualLand）。EF综合考虑人类经济活动所占用的自然资本，为研究国际贸易的生态影响提供了新思路。 二、研究方法 目前在使用EF分析国际贸易的文献中，EF的测算主要分为产品用地系数法（ProductLandUseCoefficient，PLUC）与投入产出法（Input-Output，I-O）两种。PLUC法源于WackernagelandRees（1996）提出的EF计算模型，并由后来的学者引入产出因子将商品量折算成各类用地面积，用均衡因子将各类用地面积换算成单位面积具有同等生态生产力的面积，再加总求和。这种模型被曹淑艳、谢高地（2007a）称为生态足迹基本模型，被金书秦等人（2009）称为综合法。采用基础模型计算国际贸易EF值的研究见诸于vanVuurenetal.（1999），AnderssonandNevalainen（2003），Hornborg（2006），陈丽萍、杨忠直（2005），陈琰等（2010），刘建伟（2011）等文献，后三篇中文文献计算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EF值。这些研究的产品选择缺乏标准和框架，产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数据来源分散。Moran（2007）首次提出产品用地矩阵法（ProductLandUseMatrix，PLUM），Moran（2007），Moranetal.（2009）构造了产品用地产出系数（YieldCoefficient）矩阵，产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数据来源于全球足迹网（GlobalFootprintNetwork，GFN）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编撰的国家足迹账户（NationalFootprintAccounting，NFA），NFA涵盖HS商品编码的全部商品。 PLUC法至少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它将商品量折算成各类用地面积，故不能计算服务贸易的EF值；二是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EF值，没有包括中间投入品的EF值，换句话说，它没有考虑经济体各部门之间的关联。Bicknelletal.（1998）首次将I-O法引入EF计算，计算新西兰三次产业的EF值，弥补了PLUC法在服务业和部门关联上的不足。I-O法的基本思路是将用地面积直接导入投入产出模型，利用投入产出表中反映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关系得到完全用地转换系数，进而测算最终需求的EF值。该方法测算对象针对具体部门，能够充分发挥投入产出模型所具有的结构性优势。后续研究从各个方面拓展I-O法：Ferng（2001）用复合用地乘数取代Bicknelletal.（1998）的用地乘数，避免了不同类型用地直接加总所导致的错误；HubacekandGiljum（2003），Suh（2004）着重探讨了实物型投入产出模型与货币型投入产出模型在EF值测算中的区别。国内学者曹淑艳、谢高地（2007b），刘建兴等（2007），邱东、席玮（2008）分别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三次产业在单一年份的进出口EF值。I-O法的分辨率取决于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划分，但由于缺乏部门用地数据，将I-O法应用于对外贸易的现有国内研究局限于产业层面。 本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