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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哲学论文 论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理论根基 [摘要]先秦儒家将人性与人的本质区分开来,认为人性仅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基础,人之为人的现实意义上的本质要经过个体的自主努力才能得以实现,这种对人性的看法,从理论上说明了对人进行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此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重视教育、重视学习成为普遍的民族心理。 [关键词]先秦儒家;教化哲学;人性论 儒家哲学堪称教化的哲学,在历史上儒家便是以“师”的面目出现的,又称“师儒”,孔子也被后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儒家孜孜追求于人格的完善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和谐,并认为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对人进行仁、义、礼的教化得以实现,通过教化与学习,人便可以成为君子乃至圣人,即“圣人可学”。“圣人可学”这个命题在宋朝时被理学家所明确阐发,但“圣人可学”的理念早在先秦时期便得以奠立。孔子讲:“仁者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74、“为仁由己”[1]123;孟子认为:“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2]276;荀子更是明确提出:“圣人者,人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也”[3]9。这些都是对“圣人可学”理念的表达。先秦儒家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理念渊源于其对于人性的认识。先秦孔、孟、荀三位大儒尽管在具体的主张上有各自的要点,但是在“人性经过后天的习染可变可化”这一点上认识却是共同的。正是因为在先秦儒家心目中,人性经由后天的努力可以变化,所以教化才有可能和必要,这是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理论根基。 一、性相近,习相远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181孔子认为除“上知与下愚不移”以外,其他人的人性都相近,并且可以通过后天的习染来改变自身的能力和品格。 这就是《论语》所讲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1]200、“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1]200。孔子还采用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学以致其道”的道理。孔子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12可见,通过后天的学习和人生经验的积累,人便可以逐渐了悟“道”的真谛。以《论语》为依据,发现孔子对人性与学习的关系以及通过学习达致人性美好的途径的认识,大致包括三个层面: 其一,学习是成就美好德性的必备条件,意义重大。孔子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184可见,即使是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刚等美好的品性,倘若没有“好学”来配合,也极易流于偏颇。 其二,学习态度不同,学习的主动性不同可以导致学习效果的差异,导致人之境界的高下之分,即谓“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1]177虽然从字面上看,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但是孔子却从来没有具体说明过到底哪些人是“生而知之”者,孔子自己也从不以生而知之者自居,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比一般人懂得多一些,从根本上在于自己爱好学 习、善于学习。他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1]53不仅孔子自己这样评价自己,孔子的弟子也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论语》记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203可见,在弟子心目中,孔子正是因为好学才得以常为人师,他以自身经历为弟子和世人做出了榜样。 其三,孔子为促进学习,对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以及教学方法也作了探讨,为人的境界提升进一步指明了道路。在学习内容上,孔子不仅讲“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1]178、“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63,而且将学习内容拓展到实践层面,指出“学”要在“行”中学,学与行不可分,“行”甚至比单纯的学习理论知识更重要。如孔子的弟子子夏讲:“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未学,吾必谓之学矣”[1]5。在学习方法上,孔子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18、“敏而好学,不耻下问”[1]47、“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1]156、“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9。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主张。 总之,正是因为孔子认为大多数人的人性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改变,而学习的主动权掌握在人的手中,主要依赖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