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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人物鲁迅的相关论文 《浅谈鲁迅晚年》 关键词：鲁迅;晚年;生活;思想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2109-0000-01 一、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鲁迅晚年的研究现状 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评价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林语堂在《悼鲁迅》中说他是“一个受了满身疮痍的灵魂，但是一个光荣的胜利的‘武夫’作家……”林贤治在《鲁迅思想录》中说道：“他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革新家，一个与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势不两立、不妥协不屈服的斗士……同时，鲁迅又是一个极富于同情心和道义感的平民作家。”既然鲁迅有着如此高的地位，因此，要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甚至了解中国国民，我们就不得不先去了解鲁迅，特别是他的晚年。 “与鲁迅早期及中期的思想研究相比，鲁迅后期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尤其是晚年上海时期的思想研究尚是目前鲁迅思想研究的薄弱环节。”[1]或许是因为时代的隔膜和历史的模糊，我们今天再去看鲁迅晚年的时候，总感觉是晦涩难懂的。直到前不久，我读到了林贤治先生的《鲁迅的最后十年》，才豁然开朗起来。 二、鲁迅的晚年生活 一 晚年年谱 1927年1月16日，离开了厦门;17日，抵达香港。2月，受邀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为其助教。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宣称“‘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15日，赴中大各系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21日，辞去中大一切职务。9月27日，离开广州往上海。10月8日，与许广平结婚。12月18日，因蔡元培推荐任大学院特约著作员。最终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年仅56岁。 在上海的这接近十年的时间里，鲁迅“寄身‘窝庐’，潜心著译，此之谓‘带了镣铐的进军’”。[2]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及其依附势力始终是他讨伐的主要对象。然而在营垒内部，他又先后于1928年与郭沫若等关于“革命文学”和1936年与周扬等关于“两个口号”展开了论争。 同时，他晚年还著有杂感集《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散文集《朝花夕拾》，小说集《故事新编》;并翻译多种苏俄文艺理论，及小说《毁灭》、《死魂灵》等。 二 定居上海与晚年心态 鲁迅晚年除了两次北上省亲，大体没有离开过上海，“除了‘无处可走’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与之相关的另一原因：比较起来还是上海适合于他在文化战线上开展革命斗争。”[3] 在1934年1月11日致山本初枝的信中，鲁迅写道：“只要是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4]这可以说是鲁迅晚年最主要的心态，“而姑活，某种意义上是‘赖活不如好死’”，[5]这与他的四次离寓避难和朋友被害都有密切的关系。 鲁迅在大病期间写下了著名杂文《死》，其中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6]鲁迅身为一个临终者，仍然有着如此激越的情感能够在绝望中抗战;当斗争也被迫终结的时候，他竟还拥有与敌人斗争到底的渴望。 三、鲁迅的晚年思想 一 自由思想 20世纪中期，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这是摒弃传统自由主义中个人至上成分，使自由与民主结合得更为紧密的自由主义。整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纷纷转向社会主义，因为此中带有民粹主义或平民意味。“至少，鲁迅是如此的。”[7]鲁迅在与新月社、创造社、“左联”的论战中，“表明他确实‘无所属’”，[8]“就说自由主义，其实在他是并不排拒的，而且一直怀有这方面的信仰……他的个人主义，不妨视作自由主义，即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最本质的自由主义。以鲁迅的这种个人倾向，也当算是传统的一类，但是，社会正义又恰恰是他关心的主要目标，在这里，他把两者统一起来了。”[9] 二 改革思想 1927年到1937年是国民党南京执政时期，“从《鲁迅全集》中，我们看到，这个思想战士对于时代的观察、感受和把握，有他独特的地方。一、传统和变革是一个互动系统，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无不在这一大系统之内。二、相对地，经济变动在他那里并没有如一般的唯物论者那般着重地加以讨论，他注重的仍然在于精神文化层面。三、随之而来的是，知识阶级在大时代中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是他在众多社会角色中所特别重视的。”[10]这表明，鲁迅所关注的改革思想是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和中国人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