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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讨刑法意义综述 作为一个古老而棘手的问题,乞讨由来已久。于我国而言,最早可以追溯至奴隶社会。在奴隶及封建社会,灾荒、饥荒、就业门路窄、战乱等原因造成了大量的“职业乞丐”,可谓“世界列邦皆有之,而我国为独多”。建国后这类组织虽已土崩瓦解,但乞讨作为贫困群体谋生的手段却从未消失,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目前,乞讨者已经不再只为解决生存危机,而开始转向谋利,甚至为牟取暴利走向违法犯罪。如何对乞讨加以调整和控制,历来是社会治理中的一大难题。本文通过介绍中外乞讨的现状,以国外的法律规制为背景,在探究中国乞讨存在的原因基础上,重点阐述刑法对乞讨的规制问题,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一、乞讨行为的现状及法律规制 所谓“乞讨”,是指以身体动作、姿态或者语言诉求等“作为”或“不作为”方式,祈求公众予以财物施舍的行为。一般表现为乞讨者在公共场合明显表现出困难的生存处境,在得到他人的同情后,接受其施舍的财物的过程。 1.乞讨行为的现状位于繁华路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乞丐队伍,几乎成为我国所有城市的通病。目前我国城市乞讨人员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根据北京市各救助管理站的调查,长期在京以流浪乞讨为生的人员达2000人以上[1]。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未成年人乞讨的数量也急剧上升,西安作为全国流浪乞讨人员重要的中转地,2006年上半年已救助6000人次,其中流浪乞讨儿童约为1000人次[2]。乞讨人员构成复杂,动机各异,其中不乏因生活困境走上乞讨之路的,但更多的是将乞讨作为一种收入不菲的职业;更有甚者,拉帮结派,组织、胁迫、诱骗、利用他人乞讨,牟取非法暴利。这些异化且多样的乞讨方式不仅严重扰乱城市社会秩序,成为社会治安的新隐患,而且极大地损害了被利用者的意志自由和身心健康。乞讨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其他国家也大量存在。相关资料显示,最近几年美国的乞丐大量激增[3],乞丐经常出没于自动取款机(ATM)、银行、公园、繁忙的车站、停车场等地方,居民、商人与社区管理者经常向警察抱怨乞丐的威胁等不良行为,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恐惧。2007年印度新德里社会福利部门的一份报告指出,流浪在新德里的乞讨者已超过5万人,并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城市交通和市容[4]。对于乞讨问题,各国政府都采取相应措施,希冀乞讨者尽早就业。但由于乞讨原因的多样化、政府资源的紧张以及乞讨者的惰性和利益驱动,此举收效甚微。政府继而借助法律手段予以规范和调整,以期降低非正当乞讨行为的社会危害。 2.对乞讨行为的法律规制中外各国一直致力于对乞讨问题的法律规制。西方多数国家,即使承认“乞讨是一种生活方式”,仍以法律明令限制乞丐的活动:公共场所不得行乞;不得假装残疾人行乞;不能以令人厌恶或欺诈的方法行乞;不得指使、威逼、唆使未成年人或他人行乞等,违者将受到刑罚惩处。对于乞讨方面的犯罪,外国刑事立法大致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将组织乞讨的犯罪包含在强制罪或胁迫罪之中。如《德国刑法典》第240条规定:“非法以暴力或明显的恶意胁迫、强制他人为一定行为,容忍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处三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另一种是对乞讨犯罪单独设立,而且一般规定教唆乞讨的构成犯罪。如《法国刑法典》第227-20条规定:“直接挑动未成年人行乞的,处二年监禁并科45000欧元罚金;如被挑动之未成年人年龄在15岁以下,本条所指犯罪处三年监禁并科75000欧元罚金。”为了遏制近年来日益猖獗的违法乞讨现象,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1条首次明确规定: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然而现实中违法乞讨的危害性远非行政制裁即能控制,为了与此规定相衔接,立法机关又在2006年6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中(第17条)加入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罪与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有所衔接,从社会危害性的不同程度上对乞讨的违法与犯罪行为进行规制,共同维护法秩序的稳定。 二、中国乞讨存在的原因探究 乞讨虽然有碍观瞻,但在中国短期内还不会消除,其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法理基础。因此合理限度内的乞讨是允许存在的,法律并不予以干涉。 1.乞讨存在的社会根源首先,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公平度的下降,部分农民以及城市下岗职工逐渐脱离主流社会而形成弱势群体,其中少数人如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儿童、残疾人,因得不到社会保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