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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下农村金融立法的完善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于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的系统性工程，完善农村金融相关法律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完善政策性金融立法应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明确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深化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支农的资金整合，促进服务实体经济；完善商业金融立法应当以服务“三农”为根本，法定农村商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对农村土地和资产上市作出法律回应，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合作金融立法应当以普惠金融为理念，盘活民间金融资源，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展业务进行统一监管，重点防控金融风险。农村金融法律的完善应当注重整体统筹，促进立法取向的协调稳定，为金融支农、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农村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1]全面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18年初，党中央下发了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进入新世纪以来连续下发的第15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简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强化乡村振兴法治保障”和“充分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和促进作用”，突出强调“法治”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意义。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统领未来30年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长期战略和系统工程，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同时也带来了促进“三农”领域法律制度制定与完善的宝贵契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和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投资主体和融资主体渐趋多元，已经形成了以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三元架构”共同构成，分工协作，多层次、宽领域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经济和农业产业化发展，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发展道路。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全面深化改革逐步走向深入，农村金融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功能配置不尽合理的矛盾和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不明确，其业务与商业金融机构重复交叉，政策性金融缺乏与财政支农的联动与整合机制，信贷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第二，农村商业金融机构出现为“逐利”而“脱农”的现象，资金供给严重不足，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还难以充分满足国家对于“三农”领域改革与创新的需要。第三，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缺乏良好的生态环境，民间一些不规范的交易行为引发的金融风险逐渐暴露，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简言之，现实中存在的政策性银行“不能”、商业银行“不为”、农村信用合作“有限”、民间非法借贷“活跃”等诸多现实问题，对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造成严重削弱[2]。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和金融领域法治建设，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比如“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3]，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4项原则，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3项任务和“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等[4]，这些重要论述着眼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完善农村金融立法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稳定的金融体系既是金融功能得以有效释放的前提基础，也是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5]。 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善 政策性金融立法，服务实体经济政策性金融是在政府支持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严格按照国家法规限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对象，以优惠性存贷利率直接或间接为贯彻、配合国家特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6]。农业具有分散性和对自然环境的较大依赖性以及社会效益大而市场效益小的特点[7]，在当前仍属弱质产业，农业生产对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特殊的依赖性，国家对农业的适度干预和大力支持仍属必须。“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国家支农体系相对薄弱”，提出“继续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农村，加快农村公路、供水、供气、环保、电网、物流、信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加快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制定农村通动力电规划，推进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等一系列推动农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