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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角下典籍英译探讨 一、传播学与翻译 在传播学领域，所谓传播即一个系统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号得到传播，以达到一种信息的交流和共享。翻译是通过对语言符号的转换，达到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因此，传播学与翻译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信息的处理和交流。传播学关注的是如何让信息从信源到达受众，以达到传播者的目的；翻译所关注的是如何将原作者要表达的信息传达给译文读者，以达到译者的目的，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典籍英译显然具备传播的特性，只是其传播过程更为复杂些，但并不影响传播学理论对它的指导意义。将传播学与典籍英译研究相结合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翻译的传播学特征引起学者们在传播学视域下关注和研究翻译问题。然而，在当前经济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优秀典籍传播的相对滞后与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不相符，如何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是当前典籍英译研究的重中之重。 二、中国典籍英译与对外传播的意义 “中国典籍”包含两个义项，一是中国古代重要文献、书籍；二是法典、制度(汪榕培，2009:1)。中国典籍浩瀚渊博，博大精深，汇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精髓，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典籍英译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同时对提升我国的文化魅力乃至文化软实力大有裨益。当今，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全球化，而全球化不等于西化，不等于美国化。中华民族是一个海纳百川、好学上进的民族，在漫长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我们翻译并学习了大量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文化。我们已成功地“拿来”西方的文化，现在的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化“送”出去，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化交流中，让世界人民更多的了解中华文化，以保持中华民族固有文化身份。 三、传播学视角下典籍的对外传播 在国际市场上，如果我们翻译的东西进入不到他们文化的核心部分，那我们的典籍翻译也就是在闭门造车了。优秀的典籍译本还需要恰当的媒介推广，才能为世界人民了解。为此，中国要认真思考，结合世界对中国的需求和中国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的需求，大力拓展对外传播渠道，发挥人力优势，借助媒体，把我们“和合”的价值核心体系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之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化理念。 1.拓展对外传播渠道，传播中国典籍文化。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日新月异的今天，谁能掌握国际话语权，关键在于是否能结合传播内容巧妙利用最新的传播平台、采用先进的传播手段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当下，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加强典籍文化的海外传播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设法在国外建立新媒介传播平台，有目的地传播“中国故事”，从细微处入手，用细节来打动世界，做到“润物细无声”，从而达到典籍推介的目的。也可以花重金在国外电台、电视台通过某些栏目推广中国典籍文化。借助孔子学院，以其为载体传播中国文化。孔子学院已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据统计到2013年末世界上已有400多所孔子学院，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其教学方式灵活，受众面广包括学生、政府工作人员、高校教师及家庭主妇等等，其影响力是巨大的，国家可以先选择一些经典、简单的典籍作为孔子学院的辅助教材，并充分利用孔子学院的网站、图书馆等循序渐进慢慢推广。 2.适应国际市场需求，推介典籍文化。不同的国家，文化传播途径和方式不同。中国典籍文化走不出去，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不了解国际市场的出版趋势，因此要清楚国外出版发行体制的惯行方式，就要融入对方譬如聘请经纪人、代理机构等的操作流程中，如果我们局限于自己的推广方式，不融入到他们的传播体制中，同样不会有切实的传播效果。组建调研团队调查分析海外市场和海外读者，调查和研究典籍翻译和海外传播的历史。根据不同的读者需求开发选题及读本，并且根据不同体制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图书版式、装帧等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会影响对外传播效果。要实施“借帆出海”的战略。借助外国人传播中国文化，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注重利用外国人来宣传本国文化。如美国VOA、英国BBC等国为了向中国推介其文化都聘用了许多中国人。日本媒体则大量聘请英美人向欧美推介其自身文化。这种方式宣传效果好，容易被外国人接受。中国文化若想走向世界必须聘请国外优秀人士加入对外宣传大潮，让中国文化更好的走向世界。也可利用中国出版社与国外知名出版社联合出版方式来达到对外传播目的，充分利用国外的图书分销网络来推广典籍译作。步步为营，慢慢推进。在受众对象上，先以海外华人华侨为首要受众，兼及亚洲和亚裔受众，再推广至全球。在纸质的传播媒介上，先立足国外普通报刊杂志书评栏，继而慢慢将精华文章推介到有影响力的专业报刊杂志书评栏。以此，一步步造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局面。同时，充分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