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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悖论的现实解决策略探析 一“、多数人暴政”的现实影响透视 1.政治主宰“多数人暴政”的思想发源于现代政治中的民主政治，“多数人暴政”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民主的缺陷与灾难。因此“，多数人暴政”在涉及政治运行上的案例最多，影响也最为深远。比如，1947年联合国公投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其中10个是伊斯兰国家)、1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规定巴以分治，在2.7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犹太人的以色列国和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巴以冲突由此埋下祸根。由此可见，民主的行使必须要有一定的边界。民主制度存在的最大危险性在于它所拥有的绝对权威可能扼杀个人自由。“如果将多数人的暴政与君主制下的暴政加以比较，那么前者无论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是后者所无法企及的。国王的暴政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政治的暴政，而不可能是社会的暴政。因为国王的权力至多是政治权力，他对不同意见者的最大惩罚不过是将其投入监狱；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蹂躏其身体，却无法控制其思想。民主所产生的多数暴政则既拥有政治权力，又拥有社会的乃至道德的权力。”[1]大量实例表明，多数人的意见虽然不见得明智，但在民主逻辑的作用下，打着“民意”“、公意”的旗号，再经过多数原则的粉饰，多数人的意见几乎百战百胜，而这种损害少数人利益的行为，则成为多数人利用人数优势实行的独裁。 2.经济垄断“多数人暴政”的思想体现在经济运行上，很容易导致市场资源的垄断，造成市场交易的不公。这里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目前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在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期时，民营中小企业需要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而良好的商业环境通常包括自由的进入方式，公平的竞争，成熟合理的金融秩序，健全的法制，透明的监管与有效的执行。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经营环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民营中小企业更好地发展。国内民营中小企业所能够利用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中国1000多万家民营中小企业，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上交税收占50%，提供了包括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内的中国75%以上的就业岗位，但是民营中小企业所占用的金融资源仅为20%。事实上，能够占有大量资源的基本上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在民营中小企业本来能够利用的金融资源就不多的情况下，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银行信贷完全倾向于国有大型企业和国家重点项目，中小企业所能获得的几乎全部是易变现资产的抵押贷款，以致几乎没有任何金融信用，当融资无法继续时，就发生了企业的倒闭。与此同时，我国的民营中小企业既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又要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承担双重税负。由此可见，掌握较强势力的多数银行和国有垄断企业凭借手中拥有的权利优势漠视了少数中小企业的权利，做出有利于己方，有损于少数人的决议，利益冲突虽得以缓和甚至消除，实则是“多数人暴政”的表现。 3.文化渗透“多数人暴政”的思想体现在社会的文化氛围中，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民意滥用的集中表现。民意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共同道德和法制规范，然而，现实社会中由于民众往往接受的信息不对称、容易情绪化反应，民意时时面临着被滥用的危险。拿时下非常流行的社交传媒工具“微博”为例，“多数人暴政”在微博上通常表现为“盲从围观”“语言暴力”和“媲美寡头”的从众心理。人们常常以“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来诠释微博带来的民主进程。乐观的研究者认为，微博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为人们突破民主参与的技术瓶颈提供了解决之道，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新平台，因而是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民主的精神和价值。然而，由于“多数人的暴政”表现为群体的情绪化，会诱导网民认同“人多势众”的力量感和“法不责众”的盲目性。如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肇事者李启铭的“官二代”身份迅速点燃了微博用户的怒火，一时间，责骂、人身攻击、侮辱的词汇屡见不鲜，有网友对李启铭、李刚、河北大学校长等人发起“人肉搜索”，李启铭及李刚在央视公开道歉后，又攻击其是在为博取同情而逢场做秀，并讨伐央视的采访为一场“央视与李刚的双簧”。在司法机关进行审判之前，早有微博用户对李启铭及李刚进行了一次“审判”，这种情绪化的审判言辞犀利，不允许被告方提出任何申诉，并试图以此影响司法判决，终而由从众围观变成舆论暴力，让原本正义的舆论走偏方向。微博用户表现出感性、急躁、狂热、盲从等心理，对真假的辨别力急剧下降。这种“多数人”的群体行为常常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等特点，极易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派不是用理性说服的方式而是以其数量上的优势将少数派的意见压制下去，此时的民主绝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真正民主，而只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是“多数人的暴政”对事实的歪曲和对民主的践踏。 二“、多数人暴政”的公共政策预防 1.法律政策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