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西方司法理念的影响综述.docVIP

传统与西方司法理念的影响综述 本文 一、引言 司法大检讨事件发生在1943年初,正逢边区学习文件、思想检查刚刚结束,审查干部、清理队伍的抢救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之际。在边区高等法院的36名司法干部中,竟发现了17名问题人士。在此之前,高等法院原院长雷经天于1942年6月9日,带职去党校学习,由李木庵作代院长。在1943年初,从党校学习回来的雷经天,首先从高等法院1942年的工作审查开始做起,认为高等法院1942年的工作犯了严重的错误,如思想上闹独立,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业务上的教条主义,作风上的文牍主义、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等等。他对李木庵在高等法院的工作进行重新评判,对朱婴等在边区的所作所为进行重新的审视。在当时延安整风、审干的背景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司法检讨开始隆重上演。1在有关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的研究中,详细涉及1943年司法大检讨的研究并不多,目前比较详细涉及此事的当属侯欣一的专著5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6,[1]不过,无论是从研究角度,还是相关档案资料的使用上,都存在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因此,笔者通过收集大量相关档案,结合制度实践,从思想的角度,考察争论双方在司法理念上具体而详细的差别,进而分析这次交锋的深远影响。需要首先交代的是双方当事人及对此次交锋进行定夺的裁判者。可以用/工农干部0和/外来知识分子干部0来称呼双方当事人。前者主要是边区本地的、或经过边区土地革命成长起来的干部,以工人农民为主,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甚至是在边区普及教育、扫盲运动和干部教育中培训出来的干部,主要代表为雷经天。后者主要是来自白区的知识分子,主要代表有李木庵、朱婴及鲁佛民等。双方的裁判者是谢觉哉、罗迈(即李维汉)、林伯渠,他们是当时司法、党政方面的主要领导人。1笔者认为雷经天代表的是革命传统的司法理念,而李木庵等所代表是西方现代的司法理念,之所以如此主张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双方的知识背景和成长经历不同。雷经天是理科出身,参加革命后,多从事党政及军队工作,任职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之前,没有任何的法律知识与背景。而李木庵、朱婴、鲁佛民等都毕业于清末或民国时期著名的法政学校,如李木庵毕业于京师法政学堂,朱婴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鲁佛民毕业于山东法政专门学校,并有着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由于从清末法制改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与司法理念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主流与主导思想。[2][3]所以李木庵、朱婴和鲁佛民受到西方现代法学的影响,其司法理念亦受西方现代司法理念的熏陶。其次,主张的具体内容不同。在西方现代司法理念中,强调通过司法实现公正,注重司法的公正性,司法公正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司法独立、司法专业化、司法的统一性、司法程序的合理性、司法的权威性、司法的公开性等。o在这些最基本原则和理念上,李木庵、朱婴、鲁佛民等的观点是雷同的,只是每个人关注的侧重点稍有不同。而在边区时期及之前的革命传统中,强调政府领导司法,强调司法的非专业化。雷经天及其他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基于本身的经验与经历,都持守这种革命教义与传统。相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司法体制和近代的革命传统,最核心的、最有代表性的冲突当属西方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独立,其次是司法专业化,在程序设计中的明显不同则表现在三审终审和二审终审方面。因此,结合已有的档案资料,笔者就审级制度、司法独立和司法专业化等三个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论述。 二、两种司法理念在司法大检讨中的主要不同之处 (一)审级制度 在审级制度上,主要的争论是边区法院应该实行实质性的二级二审制,还是应该实行实质性的三级三审制,具体到边区的司法实践,则与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的废立有密切关系。朱婴等据西方现代司法理念,为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主张实行的三级三审,在边区高等法院之上设立第三审机关。后来经过妥协,在边区政府之内设立审判委员会。而雷经天等据革命传统与经验,认为在边区具体环境下,二级二审已经足够,反对在高等法院之上再设立审判委员会。雷经天在1941年5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6中谈到边区的审级制度,认为边区采取形式上的三级三审制,第一级初审是地方法院,第二级复审是高等法院,第三级终审是最高法院。当时边区还没有建立地方法院,管理第一级初审的是各县的裁判员。其中的最高法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法院,但边区实际上实行的是两级两审制,因为边区没有人会跑到国民政府的最高法院去上诉,形成所谓的形三实二,即形式上是三级三审制,实际是二级二审制。[4][5]到了1943年,审级制度成为雷经天与朱婴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即边区是否应该实行实质性的三级三审制。雷经天认为边区本身不需要国民政府那样的三级三审,二级二审已经足够。依据边区的司法组织,各县的裁判员或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级,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