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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己诏的政治作用与意义研究论文 罪己诏的政治作用与意义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罪己诏是中国古代皇帝下达的自我批评、自我反省的政治文书，其历史几乎贯穿整个封建时代。对于掌握基本不受约束的封建专制权力的君主来说，能够下诏罪己，对天下布告自身的过失，是封建政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文章首先考察了罪己诏的概念与内容，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最后分析其政治作用及意义，对封建帝王下诏罪己这一特殊的政治现象略作梳理和探析。 罪己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夏禹和商汤，“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而严格意义上的罪己诏则是由汉文帝颁布的，由此延续近两千年，成为中国封建政治中的一种特殊传统，构成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一部分。研究罪己诏的内容、性质、作用和意义，给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诸多面相提供了一个视角，也给对比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现象提供了一面镜子。 一、罪己诏的概念 所谓罪己诏，是指中国古代皇帝下达的自我批评、自我反省的政治文书。“罪己”意即引咎自责，频繁见诸于古代经史子集，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朝的开创者夏禹。范晔《后汉书》中提到：昔禹巡狩苍梧，见市杀人，下车而哭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魏文帝黄初二年222年六月发生日食，有司奏请罢免太尉，文帝为此下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贞观年间魏征曾上书唐太宗希望他能够“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 可以在诸多古籍中看到，禹汤开罪己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历代皇帝往往以禹汤作为榜样，臣子也常常援引禹汤的罪己行为的例子劝诫君主规范自身行为。 所谓“诏”，本为动词，有“召而与言”的意思，后又引申为“教诲”、“指导”之意。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规定将皇帝下达的文书称为“诏”，此后为历代所沿用。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写道：“按刘勰言，古者王言，若轩辕、唐、虞同称为命，至三代始兼诏誓而称之，今见于《书》者是也，秦并天下，改命为制，令曰诏，于是诏兴焉。汉初，定命三品，其三曰诏后世因之。”也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而言，禹汤并非是罪己诏的开创者，而是仅仅是实行罪己这一封建君主的特殊政治行为的第一人。在历史上，颁布罪己诏的第一人，是汉文帝刘恒。 汉孝文皇帝二年前202年，发生日食。这种自然界的异相，汉文帝颁布诏书，直承自己施政的过失，承担天降灾异的责任，其诏曰： “……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大德矣!今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丐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 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囤戍，有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汉文帝的这篇罪己诏，言辞恳切，态度谦恭，成为中国封建史上严格意义上的第一篇罪己诏。 二、罪己诏的内容 罪己诏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天降灾异、祸乱和自我反省。 所谓天降灾异，主要是指日食、月食、彗星、地震、瘟疫、洪涝及其他在古人看来十分诡异神秘的自然现象。因为儒家“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们往往将这些所谓的“灾异”现象附会为上天对于统治者的警示或惩戒，赋予这些自然现象以浓厚的人文色彩。 如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发生地震，汉宣帝颁布罪己诏 在这份罪己诏中，汉宣帝直承“甚惧焉”，他表现出诚恳的求直言的态度，“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并对自己的施政进行了深刻反省，“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 祸乱主要是指流民起义、悍将叛乱、宦官或外戚专权、朋党之争等造成封建统治不稳的“人祸”。祸乱的产生，与封建帝王自身的执政能力息息相关，封建帝王对于祸乱的产生往往要负主要甚至全部责任。通过对自身执政能力、个人品德、施政方针的深刻反省，改变专制权力的傲慢态度，卑以自牧，笼络人心，改变以往的错误政策，以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 以自我批评与反省为主要的内容的罪己诏，往往是因为封建帝王为神秘的自然现象所摄，或者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在臣下的强烈要求之下颁布的。 三、罪己诏产生的原因 罪己诏产生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天人感应”学说和“内圣外王”的道德要求。 在“天人感应”的理论影响下，封建帝王要对破坏性巨大的自然灾害、神秘诡异的天文现象以及其他罕见的自然现象的出现负责。封建统治者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对于“天”的神化，赋予它至高的权威等一系列的魅化行为，实质上是对封建皇权进行“加魅”。而封建帝王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代理人“天子”，那么对于“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