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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行为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对农户经济行为研究的学派和方法进行了归纳；并认为农户的“理性”之争实质是不同形式的“理性”之争；同时，作者认为农户人口再生产投资最终取决于农户的“效用最大化”。 关健词：农户行为研究综述 农户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中国这一问题显的尤为突出。目前，对农户行为的研究已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领域，几乎囊括了农户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农户行为研究的若干方面作以述评，以飨有志于研究农户问题的同行和朋友。 一、农户经济研究的主要学派 在农户经济研究方面有三个主要学派。一个是以俄国A·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组织生产学派。该学派认为，农户家庭经营在两个主要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农户经济发展依靠的是自身的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它的产品主要是为满足家庭自给需求而不是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农户的劳动投入因为不以工资的形式表现，无法计算其成本，而投入与产出常常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在追求最大化上农户选择了满足自家消费需求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利润和成本之间的平衡。由此，农户经济本身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和原则。根据该学派研究分析，农户分化的原因是家庭周期性的劳动者与消费者比例的变化，而不是商品化带来的农民分化。该学派认为，俄国农户经济的改造既不能走斯大林式的集体化道路，也不应走西方式自由市场的道路，而是应着眼于自发地组成小型合作社。尽管该学派在斯大林时期被压制，但是，欠发达国家农户经济组织持续发展的事实使这一理论仍存在着很强的生命力。 另一个是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该学派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农户经济运行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并没有多少差别，农户经济中生产要素运行得如此成功，以致农户在生产分配上极少有明显的低效率。作为一种规律，在传统农业时期，农户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投资收益率很少有明显的不平衡。在这样一种经济组织中，农户的行为完全是有理性的。因此，传统农业增长的停止，不是来自农户进取心的缺乏、努力不够以及自由和竞争不足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传统边际投入下的收益递减。所以农户对农业投资增长出现停止现象。该学派认为，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现代投入，一旦现代技术要素投入能保证利润在现有价格水平上的获得，农户会毫不犹豫地成为最大利润的追求者。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不应选择削弱农户生产组织功能和自由市场体系，而应在现存组织和市场中确保合理成本下的现代生产要素的供应。该学派在其农户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假说前提下，对农户贫困的根源也作了分析。该学派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成就最好不要用初始条件的差异去解释，而要用政策的差异去解释。一国的贫困不是因为贫困恶性循环所致，而是因为其糟糕的政策所致；不是不良的外在条件所致，而是不恰当的国内政策所致。农业曾是糟糕经济学的最大牺牲品，工业化被推到有损农业发展的地步，农业被榨取，农民对刺激的反应被忽视，土地每况愈下的经济重要性被置之度外。不恰当的经济分析造成了经济政策的失误，特别是扭曲了农业的刺激[1]。运用该学派的这一判断似乎更能恰当地解释中国农村改革前后农业与农户经济增长实绩的变化。按照该学派观点，经济制度变革的最根本目标就是人力资本的增长。 除了上述两个学派外，还有一个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2]黄氏在综合分析了上述两个学派的研究结果后，认为农户家庭在边际报酬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仍会继续投入劳动可能是因为农户家庭没有边际报酬概念或农户家庭受耕地规模制约，家庭劳动剩余过多，由于缺乏很好的就业机会，劳动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他在分析了解放前中国几个世纪的农业发展后提出了中国农业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和“过密型的商品化”概念，认为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就是一种反过密化的过程。他以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为实例分析，认为中国农业仍然处于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中。秦晖和苏文以近代关中地区为实例，认为在农户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关中模式”[3]显然不同于华北或江南模式[4]，在中国广大地区通行的以租佃形式剥削农民的方式，在关中并不存在。 对于上述各学派的理论主张，笔者认为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里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以及所处历史阶段等的不同，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自给自足性质的农户经济行为一定不同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户。在中国，由于农村资源要素结构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农户行为的特殊性。从一般意义上看，任何农户都在追求着依据自身价值观而产生的“效用最大化”，而这里农户的价值观又与特定的因素有关；这里的因素包括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所以，不同的农户经济行为模式，都是特定要素环境下的产物，都表现了一定的存在合理性。这里也同时说明，农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