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话语整组模式.docVIP

历史与文学话语整组模式 一、话语的压抑与冲动 按照最为通俗的观点，“历史”可以解释为过往发生的一切；另一些时候，“历史”也可能指称各种历史著作陈述的内容，正如阿诺德所言：“语言会让人迷惑。‘历史’常常既指过去本身，也指历史学家就过去所写的内容。”①现今，二者的混淆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或许，这种表述有助于摆脱纠缠：过往发生的一切均可充当历史著作的素材，历史著作的陈述意味了运用某种话语给予有效的处理———这即是历史话语。“过去发生的一切”相对于现状或者未来，“历史话语”相对于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或者社会学话语。当然，历史话语并不是处理上述素材的唯一形式，另一些类型的话语也可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例如文学话语。“话语”是一个时髦同时又歧义丛生的概念。罗兰?巴特曾经简洁地指出，话语的组织超出了句子的范围，并且，“话语有自己的单位、规则和‘语法’”②。相对地说，托多罗夫解释得详细一些：“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被陈述；它们因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则变成话语。”重要的是，托多罗夫指出了关键的一点：“话语概念是（语言）‘应用’之功能概念的结构对应物。”③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话语是超出句子之后的语言组织规则；相对于句子内部稳定、坚固同时又高度抽象的“语法”，外部的文化政治语境以及意识形态有力地介入话语的组织，影响、干预乃至决定各种类型的话语构造、生产机制和等级。话语不是语言学内部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社会交流、认知的定型框架。这表明话语从抽象的语言学跨入具体的社会文化，按照福柯的观念，无孔不入的权力终于掌管了话语的诸多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历史话语远非语言对于过往事实的单纯记录，历史的书写通常与权力机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历史话语对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官修历史与私家修史之别，哪些人物有资格载入史册，哪些历史事件必须隐讳、回避或者篡改，历史记录或者评价出现了分歧如何处理，哪一个类别的专门史只能由指定的作者涉足，什么是正统的历史话语修辞风格，如此等等。换言之，权力对于历史叙述的控制完整地转换为话语组织的各种规则。罗兰?巴特对于历史话语的分析间接表明①，人们之所以可能辨识相对于历史话语的文学话语，显然是因为另一套相异的话语规则———文学话语对于作者、故事情节、人物以及修辞风格无不设置了另外的指标体系。后者证明的是文学与权力机制的关系。我愿意重申的一个事实是，不存在“本质主义”的历史话语或者文学话语。首先，二者共同来自漫长的历史演变，彼此之间的疆界时刻改变；其次，二者的历史演变包含了复杂的相互参照、相互权衡与相互比较。之所以考察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异同，二者的相邻位置无疑是首要原因。相对于数学话语、哲学话语或者政治话语，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最为接近，甚至拥有共同的根系，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文史不分”。二者之间的差异常常此消彼长，左右啮合。因此，要剥离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就不得不涉入二者之间渐进式的相互对抗；进入２０世纪，这种对抗终于因为文学话语的现代性建构而逐渐清晰、稳定。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各司其职的时刻到来了。返回“文史不分”的命题，人们可以从远古搜集到大量二者混沌一体的话语标本。鲁迅不仅称赞《史记》乃“史家之绝唱”，同时譬喻为“无韵之《离骚》”———这种表述之中的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不分轩轾。尽管如此，许多证据似乎显明，历史话语很快成熟，并且长期担任主宰性话语类型；文学话语毋宁说来自后续的分裂、派生和逐渐完善。孔子的《论语》之中，“文学”的语义远非现今的文学话语。当时的文学范本是《诗经》，“诗”在诸多古代典籍之中即是文学的代表，《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公认是中国文化版图之中第一个著名的文学命题。《论语》简要地概括了诗的“兴、观、群、怨”，文学话语的初级形态无法启发更为复杂的理论阐述。然而，这时历史话语已经遥遥领先，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他列举了《诗经》之中的一些篇章证明，这时的“诗”更像是俯首充当历史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②。梁启超同时指出，中国古代的许多历史著作专供统治阶级阅读③，统治者希图从历史之中收集统治术的参考资料，正如《资治通鉴》这个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可以推测，统治阶级的垂青肯定是历史话语如此发达的重要原因。用钱穆的话说，“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④汉代的目录著作《七略》之中，史籍尚且附于“六艺”的《春秋》之后；到了《隋书?经籍志》，“史部”已经确立———大规模的历史话语名正言顺地成为一个类型。如果说，古代诗赋的作者身份庞杂，那么，史官的设置保证了历史话语的职业化生产。这显然是历史话语迅速繁衍的重要条件。延续至《四库全书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