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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与中国戏曲的相通 一、相同的文化根源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思想对于中国艺术的巨大影响，是一致公认的。这一影响几乎涵盖了中国艺术所有门类，突出表现在中国所特有的一些艺术门类中。正是在这种自成一体且独具特色的文化气氛中孕育出无数绚丽多彩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艺术。戏曲艺术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形式之一，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段和艺术风格，戏曲舞台上虚实结合的布景及戏曲人物意象化造型的审美理念，都可以追溯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国戏曲与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积累沉淀的产物，在人文精神、艺术创作观念和审美特质等方面因为共同的民族性而相切合，他们的哲学渊源和美学特征存在着必然地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博大精深，目前的学术界普遍认为对于中国哲学-美学思想主要的是以儒、道、禅三家作为精神主干。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规模，两者对立又相互补充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的主干。随后崛起的禅宗思想，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既有相通又具有其不同之处。这三者不断地冲击融合，影响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审美兴趣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形成中国所特有的哲学-美学思想。 儒家作为孔子开创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意识形态，以“仁”为核心，形成了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环绕着现实政治的儒家美学价值体系。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他强调通过人的自我修养，恢复对于“礼”的遵循，“克己复礼为仁”。“礼”是一种规范，贵贱、长幼、尊卑、亲疏之间必须遵循的规范，“礼”是贵浅有序。国画在表现礼和兴教化具有优胜之处，已直观的形象描绘帝王功臣、贞女烈士，达到兴教化助人伦的作用。古典戏曲题材一般来源于历史故事和传说，内容主要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中国画和中国戏曲的创作，它们又反过来发挥其反映儒家思想的功能。 儒家的思想倾向于伦理之道的话，那么道家思想则是崇尚自然之道。道家主张道法自然，体现在中国画形神兼备的风格。庄子将其普遍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为艺术提供了种不同寻常的美。庄子也曾描写过一些畸人，闉跂支离无脤和瓮盎大瘿，然而这些人却是人格美的极致。无为自化、得意忘言则为虚与空赋予了生命，影响中国艺术运用虚白和空无构造灵动的空间。禅宗作为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其追求生命解脱和彻悟的哲学倾向，渗透于中国文化的血液中。中国画中的留白，看似空无一物，实则充满了灵气。戏曲演出则多不用布景，依赖于观众的想象进行艺术补充。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基垫及根本，影响着艺术的产生及发展，塑造了中国艺术的的美学特色，在感知方式、美学价值及对艺术的态度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画与中国戏曲同根同源，同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具有共性的艺术特征。 二、意象化造型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美”在意象，它既不是实体、外在的美，也不是纯粹、主观的美，是对物实体的超越。意象造型是中国艺术独特的造型观念，不直接模拟物体，而是以“写意”以“参赞造化”。圣人“立像尽意”“得意而忘象”，“意”被看作是中国艺术的精髓。不同于西方艺术的重视客观物象的逼真再现，中国传统艺术更加重视物象的精神与作者的主观情感的表现。这就要求艺术家在创作时运用想象来超脱客观物体，度物象而取其真，以求不似之似。 中国画强调传神、重表现、以形写神、迁想妙得，要求捉住人物的典型特征来表现其内在精神。画人物画时，画家为人物传神，生动表现其精神气质，重视人物的外形，却又不拘泥逼真的再现，而是通过提炼、概括、夸张等手段塑造艺术形象，描绘其姿态、动作、神情等，体现其精神特征、性格气质，传达作者思想情感及审美理想。南宋著名画家梁楷，采用泼洒水墨的画法，生动的刻画了一位酩酊大醉十分可亲的人物形象，总体的把握其精神气质。中国画总体上的美学不在于将物象画的逼真，而是通过笔墨情趣抒发胸臆寄托情思。画家通常只画山水的一个局部、花果的一支一实，画面中的大量空白，给观者以想想来补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正是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中国戏曲的意象化造型表现在人物造型及舞台造型两个方面。人物角色在化妆、服饰、表演上都遵循着意象化造型的原则，并逐渐形成了中国戏曲独特的规范化程式。脸谱是演员面部化妆的一种程式，不同的角色大多具有个自特定的样式及色彩，用以反映人物性格特点，具有寓褒贬别善恶的艺术特性。武将背的靠旗是一种装饰性的装束，用以展现武将威风、表现气派、增加戏曲人物动态美及赋予艺术趣味的功能。戏曲表演上，武生手中一根跟挥舞的马鞭就代表着一匹昂首的战马，马鞭的颜色代表马的颜色，演员通过马鞭的挥动、身体的翻腾起伏，形象的将马匹的飞奔腾跃和人物在马背上的颠簸形象的表现出来，使观众心领神会。传统戏曲舞台背景通常只有一桌而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