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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构造区别与人文资源分布 【内容提要】福山的经济文化观是他“社会信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从国家、社会间在经济组织方式、企业管理特点上的差异入手，向上追溯了它的文化成因，向下指出了对于国家在新时期进行世界性经济政治竞争的影响。考虑到靠国家推行“社会工程”本身的弊端，一个国家的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福山的观点虽有很多可商榷之处，但它确实能推动我们进一步去反思我们的现代化战略取向。 【关键词】福山/经济文化/国家/经济结构/人文资源 【正文】 福山(FrancisFukuyama),日裔美国人。他早些年曾以发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而名燥一时，1995年又出版了新作《信任：社会美德与繁荣创造》。在《信任》一书中，福山以一种跨文化的视野深入探讨了各国经济政治差异的文化根源问题。他所提出的经济文化观是其“社会信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从社会在建立成员间信任关系问题上的文化特征差异这个因素出发，解释不同社会所具有的不同工业结构，以及由这种工业结构差异而导致的不同经济文化现象。福山明确得出的结论是：一国、一地区的文化特征和传统将决定他们在未来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命运。 一、国家差别，工业结构与社会信任 福山为了构建自己解释世界经济政治结构的新框架，强调了国家或地区间在工业结构以及组织、管理企业方式上的差别，并认为这可能是当前“了解全球经济地理的最好方法”。（注：参见拙译：《社会资本与全球经济》，（福山）载《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5期。） 按这一标准，国家或地区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型：德国、日本、美国这类社会为一类；而法国、意大利、香港、台湾以及中国大陆这类社会为另一类。第一类社会在它们工业化初期就很快适应了科层化、职业化管理的大公司这种形式，并在这个基础上涌现出象西门子、丰田、福特、摩托罗拉这类巨无霸公司。这类社会往往利用大公司的优势，集中力量开发那些资本密集，生产程序复杂，要求规模经济和广泛供应销售网络的工业部门，比如汽车、航空、半导体等工业。而在后一类社会中，私营企业大多是以家庭所有、家庭管理的小型企业为主。这些社会在使大型私营企业实行制度化管理方面似乎有着明显的、难以克服的障碍。正是由于这个特点，这类社会往往从事开发象服装、机械工具和家具这类要求灵活性、创造性和决策速度的工业部门，往往更擅长组织劳动密集型活动。 人们常认为，当今各国在世界工业结构中所占位置的差异主要和发展程度有关。科层化、职业化管理的超级大公司是企业发展高级阶段的表现形式，而家庭型小企业则是工业化的初级形式。然而，福山并不这样认为。他指出，经济结构上的这种差异与发展程度无关，而和社会建立相互间信任关系时拥有“社会资本”丰厚程度有直接关联。福山这里提到的“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据认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柯勒曼(J.Coleman)最早提出的。它是指“既定社会成员在形成新集体和新社团时支持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人文资源总成”。（注：参见FrancisFukuyama:Trust:TheSocialVirtuesandtheCreationofProsperity,TheFreePress1995,第10页。）福山认为，这种“人文资源”，不仅仅限于制度层面的法、契约、权利这类东西，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和作为社会“非理性习惯”的“道德共同体意识”，或“不成文的伦理规则”等密切相关。正是这后者与制度层面上的规范相辅相成，在深层次上规范了人们的交往行为，从而构成人们建立信任关系，进行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的有效基础。（注：参见FrancisFukuyama:Trust:TheSocialVirtuesandtheCreationofProsperity,TheFreePress1995,第325页。）一个社会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寡程度，决定了该社会中信任关系建立的特点，决定了社会交往的成本，从而影响到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形式和规模。大凡拥有丰厚“社会资本”的社会便是高信任社会。这类社会往往具有很强烈的社会合作意识和公益精神，拥有较高密度的互助性社会团体，较早地发展出一套团体内部沟通的社交艺术。福山指出，美国和日本是这方面的典型。 和高信任社会相对应的是低信任社会。在低信任社会中，由于“社会资本”的相对缺乏，人们之间进行社会交往的成本很高，相互间在培养信任关系方面有较大的难度和风险。作为一种补偿，这类社会往往利用家庭血缘关系这种自发形式的社会资本，作为加固信任关系的基础。这就逐步形成一种家庭、家族本位主义文化，并使社会经济组织活动也带上了某种家庭、家族的色彩。这方面的例子福山举了好几个，其中包括有意大利、法国和中国。在谈及中国时，他讲：“在中国，家庭关系压倒其他所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