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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一生的传奇故事 汉武帝的评价1 《史记》和《汉书》对汉武帝不同描述对后世史学著作语言表达方面产生了不同影响。 相比较而言，《史记》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像历史小说一样丰富多彩，尽管这一特征很少出现在史学典籍方面，但在文学界的成就反而更大，至少在叙事性文学方面，《史记》的模范作用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因此鲁迅才会将《史记》点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句话也恰好解释了《史记》语言在中国古代史学界和文学界的独特地位以及跨领域的双重作用。 《史记》对汉武帝的冷嘲热讽形成了一种隐晦的批判风格，而司马迁的独立思想虽然在文字中充分展现，却也无法在史料记载中直抒胸臆。正如姚大力教授所指出，即使是汉武帝酷爱司马迁的才华，他也不可能容忍司马迁的独立思想与人格。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如果思想独立性只能从夹缝中生存，那么语言的表达是否都是晦涩难懂的，或者更本就没有独特性，而完全变成枯燥乏味的单纯叙述? 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司马迁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并没有采用春秋笔法去粉饰太平。也许正因如此，在官方修史的制度正式确立之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和著书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主观能动性便不再成为史书编写过程中的主流方法，而是成为一种后世不可逾越的标杆，反而在文学界真正成为了“史家之绝唱”而被广泛传扬。因此，有些时候理性和科学在“浪漫主义”的想象力面前总是黯淡无光。这也是《史记》语言表达对后世的影响与启示。 此外，《汉书》的言语表达更加突出了简约性和严谨性。 汉武帝的评价2 《汉书》的言语表达更加突出了简约性和严谨性。 如前文所示，《汉书》侧重于对历史事件的罗列以及表面描述，而不会对历史事件进行故事性概述。尽管班固欠缺如司马迁那种锋芒毕露的批判精神，但仍然不能将《汉书》中的语言表达当做是春秋笔法的代表，因为如果与后世史学典籍相比，《汉书》的简约语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几乎自成一派，并对后世著史行为起到极为重大的指导作用;此外，汉书对所记载内容的分类虽然参考了《史记》，却又有所调整，比《史记》更加简单，而这种分类的科学性并不会因此大打折扣。对此几乎可以认定，《汉书》开启了史学典籍语言表达方面的另一先河，其史学价值和在现实应用方面的影响力不在《史记》之下。 综上所述，《史记》和《汉书》对汉武帝的描述可以充分反映两部史学巨著在社会背景、意识形态、人文思想、语言表达等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现代史学界也可以根据相应的文字叙述来研究两位史学大家的自身思维方式、文化认同，以及时代大背景下的主流文化变迁和史学发展的走向等问题。尽管这种研究只能算是浮光掠影，但如果能够杜绝以偏概全的思想误区，却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并借此得出新的认识。因此，将《史记》和《汉书》中的文字模式和语言表达进行比较，其史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汉武帝的评价3 父子至亲而在特殊的利害得失面前操刀相向，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这本来就是人性中的必有之义，一点儿也不值得奇怪。专制体制，权力的绝对性往往会使当事者失去回旋的余地，在当政者与继位者之间，尤其容易发生这样的血腥故事。 其次，汉武帝暴虐异常又猜忌成性，不但四处出兵，致使生灵涂炭，其横征暴敛，也弄得民不聊生，而且举朝上下的官员和他身边的亲人，也是官官自危，人人自危。像以鞍马骑射出身的公孙贺，在被擢任为丞相的时候，鉴于前面几任丞相都被汉武帝治罪整死，竟然吓得长跪不起，顿首涕泣，不肯接受印绶。汉武帝置之不理，离座而去，他才不得不勉任其职。别人看了奇怪，问公孙贺为什么不喜反悲，他不禁哀叹此生“从是殆矣”，也就是“小命即将交待在丞相的位置上了”。果然公孙贺很快就死在了这一官位之上，实际上是所谓“巫蛊之祸”的第一位受害者。无可奈何之中，几乎人人盼望汉武帝速死。他身边的官员和家人，像陈皇后和公孙贺子公孙敬声、丞相刘屈氂，就都通过巫蛊之术，诅咒他死亡。 明白这些情况，也就很容易理解，当时的情况，不是卫太子刘据冷酷无情，而是汉武帝太坏，祸国殃民，丧尽人心，该死不死。诅咒汉武帝刘彻早一天死去，是人心所向，这是卫太子对他行用巫蛊的大前提、大背景。因此，站在天下苍生的立场上看，卫太子做的并不是什么坏事。尽管卫太子也未必有什么不同于乃父的仁慈的政治路线，但汉武帝实在太坏了，再坏过他也不容易了，让这个最坏的坏蛋先完蛋，终归不会是什么坏事。我在《制造汉武帝》一书中提到的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与汉武帝一样暴虐而又猜忌险刻，结果逼迫其太子刘劭和长女东阳公主竟不得不行用蛊术咒其死掉，刘劭且最终兴兵弑父，果断地干掉了自己的混蛋老子。 汉武帝的评价4 具体地讲，卫太子当时面临着被汉武帝废黜储位的危险。在他的生母卫皇后年长色衰之后，汉武帝后宫当中，先后有王夫人、李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