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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法的罪刑法探索 本文 最初由英国发源而来的罪刑法定，经过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的确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刑法中最为重要的原则。以刑法为内核的国际刑法“也是人权保护的一种工具，并且国际刑法补充和捍卫了其他人权保护机制，并在这一范围内帮助了对人权的保护，……面对传统机制的失败，为保护人权提供了一个答案”［1］。正因为如此，罪刑法定必然也是国际刑法的价值诉求。虽然罪刑法定主义在国际刑法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以世界两大法系刑事法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为观察视角，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主义与国内刑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正如有学者所言:由于其适用准则的特性，某些国内法律体系中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适用于国际刑法时不可能同样严格［2］。(无法无罪)要求犯罪性举止行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规定在犯罪的定义中;然而，这项标准与欧洲大陆法律通常要求的相比，并不那么严格［1］44。本文拟从两大法系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入手，对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主义进行解读。 一、认识基点:两大法系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 一般认为，“罪刑法定是近代社会的产物，是随着民主、人权观念的兴起而确立的原则，因而罪刑法定是与法治相伴生，与宪政精神同步发展的理念”［3］，是刑事法领域的法治原则。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法律传统以及对法治理解的不同，因而在两大法系中，罪刑法定主义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法的支配(ruleoflaw)是英美国家的思考方式，其所说的“法”是基于理性的法，是具有保障基本人权的特别意味的“法”。法的支配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权力者为对象通过独立的法院来对个人权利进行保护［4］。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英美法系的罪刑法定主义主要是通过宪法、正当程序原则(dueprocess)以及严格的法律解释规则来实现的。就美国刑法来说，其一，美国宪法禁止立法机关通过溯及既往的法律，要求作为犯罪来控告的行为必须在这种行为实行时就被法律规定为犯罪，这就确立了禁止事后法原则。其二，一方面，正当程序对刑事法有实质的限制，如果刑法规范不符合刑法的目的和基本原则，则该刑法规范将被归为无效;另一方面，正当程序在形式上要求“无法无罪”和刑法语言的明确性。如，182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威特伯杰案的判决中写道，“是立法机关，而不是法院，确定什么是犯罪并规定它的刑罚”。其三，美国刑法认为，刑法的解释应该被严格限制以排除刑事法律适用上的不公正，并确立了一整套刑法解释规则［5］。可见，虽然英美刑法中没有关于罪刑法定的谚语式表述，但上述内容无疑体现了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法治主义(rulebylaw)是大陆法系的思考方式，从法律的实证主义出发，其主要是通过基于民主而制定的成文法来实现。在法治主义的要求下，大陆法系国家倾向于从实体上，通过法益保护原则和责任原则实现罪刑法定主义。基于对法官的不信任，防止代表公权力的法官恣意侵犯国民的权利出发，用法律来拘束法官是罪刑法定主义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也是大陆法系倾向于制定明确的成文法的原因之一。从贝卡里亚开始，就存在对法官的不信任倾向，从而倾向于通过制定明确的成文法来限制法官的权力。贝卡里亚认为，“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6］“法律是用一种人民所不了解的语言写成的，这就使人民出于对少数法律解释者的依赖地位，而无从掌握自己的自由，或处置自己的命运。这种语言把一部庄重的公共典籍简直变成了一本家用私书。”［6］15因而，法律语言应该明确，以指引国民的行为，否则国民的人权将处于随时受到侵害的危险之中。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下，大陆法系国家的罪刑法定主义要求成文法主义、禁止溯及既往、禁止类推以及明确性原则。“对罪刑法定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实质上观察其法律是否体现了民主、自由、人权的精神，是否排除了罪刑擅断和法律的不确定性。”［3］22从上述内容来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都体现了这些要求，因而都实现了罪刑法定主义。 二、解读内容:罪刑法定主义与国际刑法的冲突 (一)禁止事后法原则对国际刑法的挑战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戈林案的审判中面临了禁止事后法原则的巨大挑战。众所周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创设了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两个新罪名，而这两个罪名在二战之前的成文国际法上并不存在。据此，从一开始，纽伦堡法庭就面对德国辩护委员会的强力反对，即法庭不能适用事后法。这一反对基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的一般原则，并且这一原则也存在于德国纳粹之前和之后的刑法中。最终，针对破坏和平罪的适用，纽伦堡法庭作出了解释:其一，法庭认为，宪章是对其创设之时所存在的国际法的表述，在此程度上，宪章本身就是对国际法的贡献。其二，法庭认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格言并非对主权的限制，而是关于正义的一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