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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公民阅读权利制度建设探究 摘要：阅读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文化权利，保障公民的阅读权利是现阶段公共图书馆的首要任务与核心工作。保障公民阅读权利与图书馆制度建设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内在联系。公共图书馆虽然在保障公民阅读权利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依旧需要凭借其理念优势、政策优势和资源优势，通过运行制度、服务制度、保障制度及监督评价制度来保障公民的阅读权利。 关键词：阅读权利；制度；公共图书馆 2006年，全民阅读理念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3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列入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2014年至2019年，全民阅读已经被6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等国家层面有关全民阅读法律法规的颁布与实施，深圳、上海、江苏、辽宁等地方性关于保障公民阅读权益的法规也相继出台与实施，昭示着全民阅读将成为一项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因此，保障公民的阅读权利成为现阶段公共图书馆的首要任务与核心工作。 1阅读权利与图书馆制度 1.1阅读权利。阅读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文化权利。阅读是一18个复杂的过程，是个人通过文字符号进行的一种特殊交际方式，阅读的过程是阅读者以文字材料作为交互媒介，通过阅读者自身的各项能力衔接、融合和重构的社会现象。“权利”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亦曾有所体现。但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概念源于清末在华传教士丁韪良等人的译著《万国公法》。20世纪以后，革命风潮兴起，“权利”一词遂与“民权”“人权”等概念一起成为思想界的“流行词”[1]。在我国政策法规中，《宪法》专设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即以“公民”作为基本权利的一般主体。对阅读权利有明确界定的，是在《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的第三条中提到：阅读权利是指市民使用公共阅读设施、资源和设备的权利；市民组织、参与公共阅读活动的权利；市民从事阅读研究、创作的权利；市民的阅读成果依法受到保护的权利[2]。笔者认为，公民的阅读权利是指阅读主体以信息资源作为交互媒介，通过阅读主体的感知、理解等各项能力衔接、融合与重构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利，如：公共图书馆使用权、读者安全权、信息获取权、受教育权、隐私权、知情权等。1.2图书馆制度。著名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是为决定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契约。”[3]所以，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有赖于体系化、规范化的规则存在，而社会中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就是制度[4]。自160多年前，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建立之日起，公共图书馆就成为保障公民自由平等获取阅读权利所采用的制度安排，成为保障社会阅读的文化绿洲。因此，图书馆其实就是民主社会的产物，具有民主政治的保障作用。图书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蒋永福教授从层级角度将图书馆制度划分为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宏观制度、行业层面的中观制度和机构层面的微观制度[5]。1.3我国公民阅读情况现状。2019年4月16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调查显示，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基本保持平稳，报刊阅读量持续下滑。从成年国民对各类出版物阅读量的考察看，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7本，与2017年的4.66本基本持平。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2本，较2017年增加了0.20本。纸质报纸的人均阅读量为26.38期（份），低于2017年的33.62期（份）。纸质期刊的人均阅读量为2.61期（份），低于2017年的3.81期（份）。尽管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0.8%，较2017年有所提升，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为76.2%，较2017年上升了3.2个百分点[6]，但与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美国、法国等人均阅读量相比，我们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些国家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历史悠久，国民文化素养普遍较高。我国人均阅读量增长缓慢也暗示我们，培养阅读习惯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长久的坚持与努力，保障公民的阅读权利势在必行。此外，公民对阅读权利的认识还不到位，一些弱势群体受身体条件、环境条件、经济条件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对自己应享有的基本阅读权利意识比较淡漠，缺乏维护自身权利的了解，久而久之，图书馆很容易忽视这一部分人群的阅读权利。而且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是被动接受图书馆中的规章制度，而这些所谓的规章制度也仅仅是顺应图书馆管理单方面制定的，在明确读者义务的同时并未清晰地表述读者应该在图书馆享有哪些基本的文化权利，又应如何享有这些权利。1.4公民阅读权利与图书馆制度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