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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储蓄消费倾向异化分析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从经济意义上讲，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从现实意义上讲，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有利于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与发展，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逐渐增长，包括消费水平的增加以及消费结构的提升。据统计，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近十年来一直呈增长趋势，大约增长了2.8倍，并且居民消费结构也逐渐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与享受型消费转变，这在农村居民中尤为明显。然而，这并不能作为居民消费意愿程度的体现，在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背后，还需进一步明确居民的消费意愿程度，考虑其边际消费倾向，即当居民收入增加时，居民会更倾向于储蓄或是消费。通过采取增加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方式，更能直接作用于居民消费需求使其同方向增长。关于收入与消费的讨论，凯恩斯首先通过建立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函数关系，解释收入对消费具有正向的影响结果，并且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即边际消费倾向具有递减趋势。有较多的学者根据这一函数关系进行研究，如孟劲等（2011）直接根据这一函数关系建立了模型以分析城乡居民收入与王玉玲（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郑州451150）中图分类号：F713文献标识码：A消费的关系，方福前等（2011）则在这一函数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改，将上一期的消费支出作为控制变量。但这些分析与研究均未考虑将收入分类。弗里德曼首先提出了这一设想，即根据收入来源是否持久进行解释，认为消费取决于居民的持久收入，而增加的幅度则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这一理论得到了不少学者的研究与证实，如Luengo-Prado等（2008）通过将收入进行分类，验证得出持久性收入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李永友等（2012）同样根据该方法计算出边际消费倾向以分析财政政策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然而，持久性收入并不易划分，且主观性较大，使结果无法保持客观性与准确性。为使数据更具准确性与可获得性，我国学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法，将居民收入分为四种来源。我国学者对此较早进行了研究，较多的为对于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分析，如雷理湘和胡浩（2015）以及温涛等（2013）将农民收入分为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从而分析不同收入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城乡居民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但两者哪一个更高尚未有一致的结论。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收入层次较低等原因使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城镇居民（刘建国，2002；王利娟等，2016），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由于城镇消费结构升级滞后、储蓄差距较小等原因，使得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农村居民（郭克锋，2000；王检贵等，2000）。方福前和张艳丽（2011）利用2001-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证实了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整体上较弱，且主要体现在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上，然而，雷理湘和胡浩（2015）的研究则相反，他们将数据扩展至2013年，发现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大。从以上结果分析可知，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同年限内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完全相反。因而，鉴于大多数现有文献所选取年限较早，无法充分说明我国居民目前的边际消费倾向水平，本文选取2014-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结果。并且，由于不同收入来源很可能对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将基于不同来源的收入进行分析。 城乡居民收入结构趋势性特征分析 （一）城乡居民收入结构特征及其比较。本文对2014-2017年城乡居民收入及其来源进行比较，具体如表1所示，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有收入均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2014=100）进行了调整。由表1可知，城镇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为30386.35元，其中工资性收入约占60%左右，可知其为城镇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转移性收入为城镇居民次之收入来源，平均约占可支配收入20%左右，并且，相较于经营性与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具有更高的增长率，一定程度上表明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较高。农村居民收入要普遍低于城镇居民，其平均可支配收入为12096.0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均占40%左右，可知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与城镇居民不同，除了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亦是农村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农村居民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说明农村居民尚无法通过管理资产从其获利或使其增值。图1为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占比，前者的可支配收入是后者2.5倍左右，两者存在较大差距。工资性收入是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它的差距将产生较大影响。由图1可知，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四倍左右，表明我国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主要由其引起。虽然城乡居民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