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的三农问题探讨.docVIP

城市化进程的三农问题探讨 一、引言 农耕社会，乡土中国。中国这个以农业为基、从农村起家、以农民为主要国民的国家，正悄然发生变化。在过去３０年的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应归功于渐进式的制度变革及其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和激励改进。但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改革所带来的矛盾开始显现。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农村土地产权的不稳定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等问题（陶然等，２００５）。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进城农民工并没有取得城市户口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障，这就使得他们无法切断与农村土地的关系，这种“离乡不放土”的迁移模式不利于土地的集中经营。与此同时，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加速时期，土地由农业用途转为非农业用途的审批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由于补偿方式不当、标准偏低或地方政府侵吞农民利益等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等也是现阶段中国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政策问题。对以上每个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但上述问题相互之间联系非常密切，需要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思路进行分析，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需要在分析的基础上给出各方都能接受的的解决方案。文章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三农问题”几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事件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系统性解决以上问题的政策组合，最后提出应特别注意粮食安全。 二、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重大历史事件回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动力。由于土地包产到户，因此农民耕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有了提高，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相对过剩的问题，这就使大量的农村人口能够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从事别的行业来创收。但是由于当时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难以在城市正常就业，更无法享受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针对这种现象，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离土不离乡”政策，即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解决就业。这样农民既可以利用原有的资源、设施等，去乡镇从事商业活动，又没有真正的离开耕作的土地，两边都可以兼顾，在当时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很快，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办起了乡镇企业，也正因为乡土企业自身所具有的双重属性，使得这些企业具有较高的经营灵活性企业较为僵硬的体制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它很快构成了国有体制外的一股重要力量。邓小平同志后来回忆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但是由于农民缺乏经验和指导，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从根本上不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因此注定会走向失败。而当时的政策和户籍管理的限制，使得这些过剩的劳动力无法得到解决，最终加剧了经济结构二元化，严重制约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城市体制在８０年代中后期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导致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大量迁入。这些农民很快成为最廉价、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劳动力，依靠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到９０年代末，房地产业异军突起，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用地的需求在不断加大，现有的土地已经不能够满足建房用地，于是房地产开发商们将目标指向了外围的农田。由于农民们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以政府通过低廉的价格征用农田，然后以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这再次让农民成为“城市经营”的利益奉献者。地方政府获得了丰厚的创收，但是，农民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本，这就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过剩。２００８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大量的工厂陷入困境，开始大幅度的裁员甚至是停业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最严重、首当其冲的是农民。 三、对以上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原因分析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农民———这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阶层对外在环境的变化显示出极大的脆弱性。那么，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这么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居然没有内在的稳定性，原因何在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虽然农民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有了经营权，农民充分发挥自身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效率。这时的农民以农为业，依靠农业产出来养活自己，虽然不太富裕，但能解决温饱。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一些农民沦为失地农民，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不管农民同意与否，几乎不受约束地大量出卖农地，使得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不得出外出打工。他们在城市享受不到各种福利，倘若遇到形势不好时，又不得不返回原居住地，而此时已无地可种，无业可依。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目前所采取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不符合我国国情。“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收入水平低，若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必须要解决农村劳动力向非产业转移问题（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