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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需求研究 1国内外同类工作现状 西方国家对文化素质教育并没有统一的提法，他们倡导的是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这与我国的文化素质教育有相通之处。通识教育，又称为自由教育，经历了从自由教育、人才发展教育再到新的自由教育模式的发展过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意识到文化素质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的比例在高等教育中严重失衡。于是，这些国家相继提出了改革教育模式，大力实施通识教育。英国的学校教育十分重视学生“团队精神”的培养，如果学生在集体活动中一味去展示个性突出自己而连累到团队时，则会被认为是“没有团队精神”的学生。在美国，人文教育被当作美国教育之魂。美国的人文教育是一种人文精神教育，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崇尚自由、自觉、批判的精神，同时也包含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培养善恶、美丑、是非的判断能力，是一种宽容合作的精神。美国的学校教育重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以学生的人文素质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美国和加拿大的通识教育主要特点是建立了一套明确的通识教育目标；通识教育的方式灵活多样，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其要求不尽相同，通识教育的课程结构有名著课程型（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型（哈佛大学）、分步修读课程型（西北大学、约克大学等）；通识课程的内容上不仅强调基础性、全面性，更加强调课程的整合性和融通性；重视组织和管理，重视名师的作用。日本的大学把人文素质教育称为教养教育和一般教育。2004年，东京大学制定了“平民化的精英”的教育目标，其目的是把东京大学变成实现社会公正、科技进步、为文化创造作出贡献的“平民化精英”的培训基地。台湾于1984年开始全面推行通识教育，其特点是由教育行政机关规定共同必修课程，各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的自主性不足，所开课程之间关联性不大。香港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容主要涵盖自我与个人成长、社会与文化、科技与环境三大方面。2005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的文件，明确提出要“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宗旨，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2012年，教育部发布了《职业学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要求职业院校组织学生开展顶岗实习，实施素质教育，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职业能力形成规律，培养学生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就业。同时，《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中，也将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今后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由此可见，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培养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世界职业教育改革的热点。对于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国内外的学者提出了许多方法和途径。杨叔子院士[1]指出学生来到大学，要做三件事，一是学会如何做人，二是学会如何思维，三是学会掌握必要的知识及运用知识的能力，这已成为很多学生的座右铭。他要求自己的博士生读老子、读论语。周济院士提出了“育人为本，三足（教学、科研、服务社会）鼎立”的办学思想。其次，他提出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中的结合改为融合。深职院原校长刘洪一[2]认为，我国高职院校实施文化素质教育，要在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文化素质教育的本质和内涵的基础上，从育人理念入手，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地探索有效路径与方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高职教育特色的文化素质教育之路。石亚军（2003）[3]认为，特色是文化素质教育的点睛之笔，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特色包括理念和思路，特色项目和举措两种类型。裴印山和武士勋（2007）[4]认为高等院校对大学生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有三个途径，分别是加强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领导，拓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途径，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师资和教材建设。“文化素质教育”这一说法在国外不多见，国外接近的说法就是通识教育或者人文教育。王义遒教授（2006）[5]指出，通识教育可以当作我国高等院校发展文化素质教育的一种手段，但并不应该当成一种教育模式；国内高校可以将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作为通识教育的先导。杨叔子和余东升（2007）[6]的观点认为，结合了我国本土特色进行创新得来的文化素质教育模式，仅仅适合我国而已；而美国实施的通识教育也仅仅是适合美国的，这也因为通识教育是美国教育的本土创新，是根据它教育体系发展的情况而实施的一种教育模式，并不适合我国。国内高校不能完全摒弃通识教育，而要取其精华，借鉴它的先进管理方式，来发展我们的文化素质教育。巫阳朔（2011）[7]的观点是，在社会需求、历史发展传统及教育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美中分别提倡通识教育和文化素养及政治教育。以该观点来看，若从一个国家的社会需要、历史传统和教育实践出发的话，由于文化素质教育和我国目前的教育形式相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