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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与刑法人权保障研究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我国对人权问题更加重视，人权保障制度在我国获得了长足发展与加强。我国人权保障法律问题的涵摄面广阔，不仅在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中有着明确规定，而且在刑法、民法、行政法等诸多重要的部门法中均有所体现，因而必须运用一种跨部门法、综合性的思维对人权保障法律问题进行全方位梳理论析。 一、宪法人权保障与刑法人权保障存在的缺陷 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人权保障是宪法的核心。人权与宪法相互依存、相互作用［1］。刑法由于其特殊的调整对象及调整方式，其在人权保障方面所处的特殊地位也为学界所广泛认可。然而，总览宪法学界、刑法学界学者关涉人权保障的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它们更多地只是从自身学科的角度着眼分析论证人权问题的，而没有从宪法与刑法联结与互动的角度分析论证人权保障问题，由此使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一)宪法人权保障存在的缺陷。我国宪法解释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的缺无导致宪法中所规定的诸种人权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宪法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概括性，这是由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所决定的。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权的内涵、范围及保障方式等在宪法运行实践中往往需要有权机关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以此因应具体且变动着的社会现实。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宪法解释制度处于一种虚置化的状态，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此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权的实现。舍此而外，必须警醒的问题是，由于通说认为，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是完全针对国家而发，基本权利条款的本身，就富有纯粹针对国家性质［2］。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表现为各种国家机关的形式，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因而人权所指向的义务主体是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公权力机关，其作用的真正发挥在较大程度上依赖着违宪审查制度。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制度形同虚设，难以真正发挥管控国家公权力的实际作用，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宪法中人权规定的真正贯彻落实。(二)刑法人权保障存在的缺陷。首先，脱离宪法的指引与制约，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在刑法中的地位突显不足。体现在我国现行刑法条文中并未有“人权”一词的规定，即便在《刑法》第1条“立法宗旨”中有“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规定，但刑法文本中更多体现的是打击犯罪的功能，而不是人权保障的功能。此外，刑事司法中也经常出现侵犯犯罪人人权的现象，譬如近几年来河北聂树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死罪改判无罪的冤假错案就经常被媒体报刊所关注与报道，此时的刑法似乎并未突显其“犯罪人大宪章”的功能。其次，脱离宪法的指引与制约，刑法对其所规定的一些人权的保护力度不够。刑法“对公众权利的影响程度最高，因而必须具有更强的确定性，这样才能明确人们行动自由的边界”［3］。尽管在现行刑法中有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条款的规范，例如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我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是我国《刑法》仅仅规定了破坏选举罪、报复陷害罪、破坏集会、游行、示威罪，而对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结社自由权等基本人权的规定较少，保护力度不足。固然基于保护国家安全的考虑，应当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予以一定的限制，但是刑法也不能伤害、侵犯到宪法中所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最后，脱离宪法的指引与制约，刑法可能会出离宪法。如刑法中对于终身监禁刑的设置是一种自行增加刑罚种类的行为，它将终身监禁刑强加在贪污犯罪人身上，且仅限于贪污、贿赂犯罪，是一种差别性对待，对于其他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的犯罪人而言，难以体现宪法中的平等保障人权原则。 二、宪法与刑法联结与互动状态下保障人权之原因分析 人权保障是一个综合性法律问题，一方面需要强调关涉宪法层面上的立场与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还需要强调由刑法等部门法来具体落实和体现宪法的价值理念，应当给予它们发挥各自作用且充分互动的空间，才能完整达致人权保障的目标。(一)法律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必须宪刑联动保障人权。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以宪法为核心，包含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十余部部门法在内的一个有机整体。该法律体系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与统一性。其中，宪法位于法律体系这一金字塔的顶端，奠定并搭建了整个法律秩序，是各部门法制定的依据与基础;各部门法都以宪法为引领，围绕并遵从宪法精神和基本原则，对社会秩序加以更为细致的规范，且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宪治国”再次重申了宪法对于部门法的统领作用，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需要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具体到人权保障领域，也需要宪法与刑法的共同规制，宪法所蕴涵的控权思想和人权保障精神应当被贯穿于整个刑事立法之中。宪法与刑法之间能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