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体制改革下刑法观念的创新.docVIP

小议体制改革下刑法观念的创新 本文 我国目前正处在深刻地社会改革过程中,其基点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换,将带来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其中法制观的转变,对促进我国法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刑法观念的转变与更新,则是我国刑法直接为转型中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重要前提。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型经济,它与法律机制之间存在着特殊密切的联系,而刑事法律是强制力程度最高的一种行为规范,因此,探讨体制改革过程中刑法观念的转变与更新,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对保障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们看来,建立在不同经济体制模式之上的各种刑法观念,其实质差异主要集中在对犯罪的本质属性、刑法功能娜及罪刑关系的总体认识上。正是由于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存在着认识分歧,才导致了在犯罪认定和具体刑法制度方面的差别。所以,探讨刑法观念的转变和更新,就必须首先从犯罪观和刑罚观的一些主要间题入手,并进而探索新型刑法观念指导之下的我国刑法的未来发展。 一、生产力标准与行为社会危容性的评价 确立正确的犯罪观,是实现刑法观念更新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们在对犯罪本质属性的认识上,虽然一贯坚持“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本质特征”的观点,但在对社会危害性内容的具体考察上,却始终没有摆脱机械、守旧的传统侄桔,表现出一种简单化、片面化把生活资料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视作维系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否认不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结果是把不少通过业余时间取得劳务报酬的行为错定为犯罪,扼杀了社会成员的创造性和劳动积极性,虽然维护了表面上的分配“公平”,却使整个社会丧失了应有的活力和效率。又比如,在对犯罪社会危害性内容的确定上,人们习惯于注重行为结果本身的一些客观表象,尤其是在对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贪利性职务犯罪的认定方面,更是偏重于财物“数额”,忽视了“社会危害性”作为一种综合性价值评判标准的应有特性,结果是把密切相关的决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主客观诸因素截然地割裂开来,在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适用刑罚问题时,往往对行为人的个人特性及其蕴含着的对社会关系更广泛破坏和危险的性质不屑一顾,表现出直观主义的价值取向,没有从更广泛、更全面的意义上去把握社会危害性的真正内涵。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的转移,人们对行为社会危害性内容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尤其是当我国社会开始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时,有关“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标准问题更是受到了刑法学界和司法实际部门的高度重视。不少学者认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当前,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转为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情况下,衡量和评价某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大小,必须改变过去以产品经济为内容的标准,而应当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出发点,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1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当前,我们判断罪与非罪的最根本标准,就是要看某种行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凡是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和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行为,即使在形式上触犯某些不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法规,也不能作为犯罪对待;反之,凡是有害于生产力发展,以“改荤”、“开放”、“搞活”之名,行破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之实的,都是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对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治罪。o可见,是否坚持以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标准,已经成为现时社会改革过程中犯罪观转变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区分新旧刑法观念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认为,将生产力标准作为评判行为社会危害性有无及其程度的价值尺度,并将其视为新的犯罪观的核心和基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的实践经验及发展需要的。但是,也应当看到,生产力标准终究是社会评价体系中的一个根本标准,不应被简单化和绝对化,应当进行全面、科学地理解和把握。从我国刑法学研究和刑事司法的实际出发,我们认为,尤其是在当前,对作为新的犯罪观核心与基石的生产力标准,更应避免抽象化、片面化的理解。 (一)不能把生产力标准曲解为纯粹的经济标准,避免将其庸俗化为金钱标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历史范畴。但一个时期以来,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些人观念中的生产力标准,事实上演变成了单纯的经济标准。在衡量某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问题上,他们往往不是从社会发展的总体上去考察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片面强调其在某一方面所取得的经济收益,他们常常是只注重眼前的物质性利益,忽视了对促进社会发展更具意义的其他非物质性利益的综合考虑,结果使不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