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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权力交易方式研究 在主流经济学分析中，(经济)权力是一个被忽略的因素，而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经济权力却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经济权力在经济学分析中的重要性。加尔布雷思(JohnK．Galbraith)甚至认为:不考虑(经济)权力作用的经济学是没有意义的。［1］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在经济权力的概念界定基础上，探讨了经济权力的测度问题，并提出了一个经济权力的交易模型。随后，从经济权力的交易角度分析了不同市场结构中的经济权力作用机制。 一、经济权力界定与测度 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经济权力，即经济主体通过影响其他经济主体行为而实现自身目标的潜在能力。加尔布雷思(JohnK．Galbraith)根据实施手段的不同将权力划分为三类:一是应得权力(condignpower)，以惩罚机制作为实施保障的权力;二是补偿权力(compensato-rypower)，以正面奖赏作为实施保障的权力;三是制约权力(conditionedpower)，通过改变信仰来实施的权力。［1］(P3)在经济分析中，通常假定经济主体偏好稳定，从而经济主体的行为就被简化为给定约束下的目标最大化。这意味着:改变经济主体行为的有效方式就是改变其面临约束，约束的改变会影响经济主体决策的成本和收益，最终导致该经济主体行为的改变。因此，经济权力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应得权力和补偿权力方面。通常，当某一经济主体能够通过惩罚和奖赏影响其他经济主体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并导致其他经济主体行为改变时，该经济主体便具备对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力。从交易的角度来看，经济权力所体现的互惠关系表明了经济权力本质上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主要体现在经济主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竞争主要是指交易双方利益冲突性，即交易价格和条件的改变在增加一方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减少另一方的利益;合作则是指交易双方利益的实现需要达成一致，任何一方退出都会导致双方利益受损。交易双方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意味着:其一，当任何一方均能以退出交易作为威胁，来谋求更多的利益时，另一方也能以同样的方式来谋求或保护自身利益;其二，当任何一方均能以让步或者向对方支付一定报酬的形式，来谋求合作收益的实现，另一方也能以同样方式达到相同的目的。换句话说，交易双方均可通过惩罚和奖赏来影响对方的行为，即经济权力本质上是相对的。经济权力表明了主体对其他主体行为产生特定影响的潜在能力，这种潜在能力无法直接度量，只能通过其发生作用时，外在行为的变化来间接衡量。在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行为模式被假定为:给定偏好，在既定的成本约束下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在偏好稳定的前提下，约束的改变将直接影响“经济人”行为成本与收益，并最终导致其行为的变化。因此，通过测量理性主体行为的成本收益来间接度量权力是一种可行而有效的方式。克莱因等人(Kleinetal)提出了“可占用性准租”(appropriablequasi－rents)的概念，用以描述某项专用性资产最优使用和次优使用的价值差额。［2］事实上，“可占用性准租”这一概念的意义更加广泛。其一，从交易主体的成本收益来看，可占用性准租是度量交易主体行为成本收益的重要指标。若某项专用性资产被最优使用，则可占用性准租度量了该项资产持有者在交易中净收益;若某项专用性资产被次优使用，则可占用性准租度量了该项资产持有者因退出交易的净损失。其二，“可占用性准租”不仅意味着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还意味着事前机会主义的行为。由于交易主体的利益是事后实现的，并且各交易主体利益的分配通常并不均等，因此在缔约过程中，某一交易方以退出为要挟来谋求更多的利益是可能的。尽管某一方的退出会给交易双方的造成损失，但双方损失承担能力和损失大小并不相同。具有较强损失承担能力和较小损失的一方通常会在退出的要挟中获取更多的利益，而损失承担能力较弱和损失较大的一方则愿意牺牲部分利益来换取整个交易利益的实现。因而，事前机会主义行为实质上是交易方运用经济权力谋求自身利益的过程。其三，“可占用性准租”是度量理性主体经济权力的关键变量。交易方可占用性准租越大，越容易遭受对方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损失，经济权力越弱;对方可占用性准租越大，交易方越容易从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中获得更多的利益，经济权力越大。综上，在理性经济主体i和主体j之间的交易中，主体i对j的经济权力可以表示为:βi=AQRjAQRi+AQRjβi∈［0，1］同样，主体j对i的经济权力则表示为:βj=1－βiβj∈［0，1］其中:AQRi表示主体i在交易中可占用性准租;AQRj表示主体j在交易中可占用性准租。AQRi＞0，AQRj＞0，βiAQRi＜0，βiAQRj＞0。 二、经济权力的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