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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内容 据说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在建大都时，以金代的琼华岛为中心，将琼华岛改名万岁山。于山的最高处建起广寒殿约在北海白塔的位置。他要在这里大宴群臣，为此，他命数十名工匠，花了五年时间，将一块整玉雕成一巨大酒瓮，酒瓮重达3500公斤，可盛酒三十石，忽必烈大喜，命名为渎山大玉海。元史中特作记载：“至元二年1265年十二月，渎山大玉海成，敕置广寒殿。”可以想象当年忽必烈与他的功臣们围着这绝世的大酒瓮开怀畅饮，是何等的豪放。但是世事多变，300多年后，明万历年间，广寒殿倒塌，大玉海不知去向。 明代，在南长街西北角有一御用监的衙署，清代时改为道观，名真武庙。庙不大，但不知从何时起，庙里有一大石钵。道士们不知它的来历，将它作为腌菜缸使用。康熙五十年1711年重修真武庙时，才发现石钵实为玉制，于是将菜掏出，清洗干净，在里面储水，并放入山石，以示南海普陀之意，置于观音大士前，将真武庙改名玉钵庵，连庵前的胡同也改成玉钵胡同了。 但此时，仍不知这一玉钵的真实身份与来历。直至乾隆年间，赐居在这一带的翰林院学者来庵里游玩，看到这一不凡的玉钵，认为绝非民间的器物。他们翻寻资料，反复考证，惊喜地发现这就是丢失数百年的元代广寒殿前的大玉海。 他们报告了乾隆皇帝，通晓历史文物的乾隆喜出望外，于乾隆十年1745年命内务府拨银十万两送至玉钵庵买回玉钵。但他没有同时移回底座，而是另刻汉白玉底座改置玉钵，一同置于团城承光殿前。乾隆十五年重修玉钵庵，他又命复制了一个玉钵送至庵中，放在原底座上，以使玉钵庵名副其实。 1980年，在重修宣武门外法源寺时，考虑到玉钵庵已成民居，为更好保护玉钵，将玉钵庵中的玉钵及底座一起移往法源寺。于是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格局：在团城内放置的是元代的玉钵与清代的底座，在法源寺放置的是清代仿制的玉钵与元代的原底座。 张学良年少时挺恨张作霖。从记事起，张作霖就很少回家，偶尔回来，天黑进门，鸡叫了就走，两头不见亮。最急的一次，把裤带都落在了家里。 12岁前，张学良一直跟母亲赵春桂生活，先在台安，后在新民杏核店胡同。张作霖官越当越大，媳妇也不断地更新换代，先是二姨太，继而又是三姨太、四姨太，可张学良和赵春桂还住在狭小的土屋里。一铺小炕，炕头是妈妈，炕梢是姐姐，他和弟弟张学铭睡在中间。挨挤得紧紧的，把炕尿了，都说不清楚是谁尿的。 张学良七八岁的时候，赵春桂提起张作霖，还总是带有一种谅解。总是说“你爸在吉林剿匪，隔山跨水的，回来一趟不容易。咱也别太指望他，他能隔个仨月俩月地捎钱回来，就是说他心里还有咱娘们儿”。可自打张作霖进了奉天后，赵春桂再也不说这样的话了。 不久，赵春桂病倒了。最后，连炕都下不来了。姐姐张冠英哭着对张学良说：“弟，妈不行了，你赶紧进城去找爸，让爸来见妈最后一面。”张学良马上换了衣服，匆匆进城。在此之前，张学良只去过一次奉天。他随着一辆拉粪的马车进的城，张学良弄了一身大粪味。张学良按照妈妈的讲述，找到了张作霖的住处。门口两个高大的卫兵，挺着两把上了刺刀的长枪，往里看，还有机枪对着门口。张学良径直向门里走去。卫兵把刺刀一横，拦住张学良的去路，“站住!干什么的?”张学良吓了一跳，怯声说，“我找我爸”。卫兵歪着嘴笑了，“你看我像不像你爸?”张学良生气了，“我真是找我爸，我爸叫张作霖。”两个卫兵互相看，一个说，这是第几个认爹的了?另一个说，滚!小叫花子!说着，刺刀冲着张学良的脑袋就刺过来，把张学良的狗皮帽子挑出有一丈多远。张学良哭着回了新民，一路上把张作霖骂了有几十遍。 有了那次的教训，张学良离家前，把最好的衣服穿上，还带了一块银元，准备关键时候使用。张作霖此时已租下荣厚的公馆，门口的卫兵只有一个，盒子枪装在枪套里，在屁股后边颠颠地悠晃着。张学良此次没费什么周折就见到了张作霖，张作霖正在房间里大发脾气，杯子碟子的碎片撒了一地。张学良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爸”，张作霖猛地回过身，一指门外，“滚!都给我滚!”张学良鼓了鼓勇气说，“爸，妈病了，病得不行了，你去看看她吧。”张作霖扫了张学良一眼，皱了皱眉头，“啊?去吧，家去吧。”张学良哭着离开了张作霖，那一刻，他恨死了张作霖，如果手里有枪，他会毫不犹豫地给这个无情无义的父亲一枪。 张学良走后，张作霖突觉有些闹心，决定回去看看。张作霖赶到杏核店胡同时，赵春桂已经气若游丝。见张作霖来了，赵春桂眼中滚出几滴眼泪，却已然不能说话。张作霖坐到赵春桂身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说，“没事的，咱马上进城，城里有好大夫，会治好你的。”赵春桂慢慢摇摇头，抬起手，指向张冠英、张学良姐弟三人。张冠英领着弟弟走到炕前，还未等说话，赵春桂眼一闭，手轰然一声砸在炕上。张作霖抓住赵春桂的手，不由自主地伏在赵春桂身上，大放悲声。 赵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