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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政府层级改革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4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侧重于从横向调整政府的部门设置，但却没有从纵向减少政府的层级设置。目前，我国“地区”一级建制逐渐演变成了实体型政府，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而过去由议事、决策、行政、司法、财政为一体的县级行政体系被肢解，逐渐形成了“双重衙门体制”；乡镇政府又长期处于责任大、权利小、效率低的被动施政状态；村民自治也一直受到了地方行政权力的制约、且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结果造成了农村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因此，下一步应按“撤地、强县、精乡、实村”的整体改革思路，撤消“地区”建制，强化县级政府的功能，精简乡镇政府机构和人员，充实村民自治必要的经费供给，建立和完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地方行政体制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关键词]中国地方政府；层级改革；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撤地；强县；精乡；实村 改革开放27年来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都是侧重于从横向调整政府的部门设置，但却没有从纵向减少政府的层级设置。因此，迄今为止我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机构庞大、职责交叉、人员臃肿、结构不合理、财政负担重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跳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怪圈。尤其是最近七八年来，“地区”一级逐渐演变成了实体型政府，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而过去由议事、决策、行政、司法、财政为一体的县级行政体系被肢解，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和服务明显下降。这与党管农村工作的一贯原则，即“地、县两级要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1](p25)，是极为不适应的。同时，乡镇一级政府长期处于责任大、权利小、效率低的被动施政状态，村民自治又一直受到了地方行政权力扩张的压缩、且缺乏必要的财政基础，致使乡村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2]。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3]。这预示着中国政府改革将由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了“减少层级”的行政体制架构改革。因此，下一步应按“撤地、强县、精乡、实村”的整体改革思路，撤消“地区”一级的行政建制，强化县一级的政府功能，精简乡镇一级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充实和保障村民自治必要的财政经费供给，建立和完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地方行政体制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一、地区一级建制“弊大于利”应当撤消 依据《宪法》的规定，中国地方行政建制共分为3级，即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但在实际运行中，原先只是作为省级派出机构的“专员公署”，现在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实体型的“地级市政府”，且大多数省份也都实行了“市管县”或“市管市（县级）”体制。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地级行政区共有333个，其中地级市283个，占85%，尚未“撤地设市”的仅有50个（包括17个地区、30个自治州、3个盟），只占15%[4]。这种绕开宪法任意增加地方行政建制的违法行政行为，不仅造成了省、县之间的层级模糊问题，而且还有不少地级市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现象”。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了，目前我国“地区”一级正在演变成为一架养尊处优的“腐朽国家机器”。以1个中等地级市为例，仅市一级就拥有厅级干部30多人，处级干部200多人，科级干部1000多人，机关工作人员一般都在10000人以上，每年需要行政经费支出5亿元左右[5]。据初步匡算，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机关干部人数约在300～350万人，所属事业单位职工人数约在550～600万人，全部财政供养人员约在900万人以上，一年消耗掉的行政资源估计在1300～1500亿元之间。 根据现代公共行政学的一般原理，“作为凌驾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机构，政府的各种行政支出只能从财政收入中支付，政府的规模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超过财政供给能力；如果在一个财政供给能力很低的地区，仍然保留着庞大的政府规模，其结果只能是阻碍而不是有利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6]（p353）。譬如，河南省信阳市和驻马店市，这2个传统农业大市过去统属于原信阳地区管辖（1949年5月至1965年7月），当时共有19个县级行政区（不包括泌阳县），总面积达到3万平方千米，总人口接近800万人，干部总人数为65410人[7]（p322），地方财政收入为19950万元，地方财政支出为8000万元，基本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8](p10)。但自1965年7月起，驻马店从信阳分离出去，成立了新的地区行政公署。从1965年到2004年的近40年，信阳地区（1998年8月“撤地设市”）管辖的罗山县、息县、固始县、淮滨县、潢川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