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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数量与结构分析论文 一、人口与经济 (一)人口问题的本质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共识”。这一“共识”内涵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一是人口问题多源于发展不足——经典的说法是，人口过剩是经济失败的标志；二是人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得到解决。 事实上，人口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既与发展／经济有关，也与社会／制度、资源／环境和人口自身(数量、结构、质量)及其运动状况(年轻化、老化)有关。人口问题既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生产性贫困、需求不足型失业、老年赡养等；但又不完全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社会性贫困、资源性贫困、人口性贫困，供给过剩型失业、适应一摩擦型失业，老龄化等；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与发展／经济无关的问题，如性别比、人口一资源比、吸毒等。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数量问题而非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为人口数量所左右。对发展来说，财富、资源、空间的人均拥有量是最为根本的，而人口数量的多少则规定着这个人均量。粥少(人均生活资料)缘于僧(人口)多，地少(人均生存资源)因于人多；地瘠不一定民穷(如果人少的话)，民穷也不一定因为地瘠(人多可导致富饶的贫困)。由是，人口数量便像“魔术师”那样左右着发展(以经济密度，即单位国土面积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与环境、资源、经济相关的富饶或贫瘠程度)：少量人口可使贫瘠变为富饶，如澳大利亚经济密度4.9×104美元／km2(瘠矣!)，人口密度2.5人／km2(少矣!)，人均GDP20050美元(富矣!)；大量人口则会使富饶变为贫瘠，如孟加拉国经济密度32.6×104美元／km2(为澳大利亚的6.65倍，富矣!)，人口密度981人／km2(为澳大利亚的392倍，庶矣!)，人均GDP370美元(只有澳大利亚的1.85％，贫矣!) (二)人口与经济 视人口增长为一个积极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一个古老(“大人口”)而又为近代经济适度人口论者推崇的思想。至今仍有人认为，“人手论”未必不正确，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便是人口众多，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们追赶发达国家的一种优势；全球化对中国人口的最大挑战不是控制和缩减数量，而是如何把其潜在的数量优势发挥出来；那些被“津津乐道”少生的人口，恰恰是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 为了证明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提高“人多生产多”的可信度，有学者还引述了如下比喻：“鹰和人都吃鸡，但鹰越多鸡越少，人越多则鸡越多”。这一比喻出自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乔治·亨利(1839－1897)。他在《进步与贫困》(1879年)一书中写道：“动物和人之间有一种区别。鹞鹰和人都吃鸡，但鹞鹰越多鸡越少，而人越多鸡越多。海豹和人都吃鲑鱼，但一只海豹吃一条鲑鱼就少一条鲑鱼，如果海豹的增加量超过某一点，鲑鱼就会绝迹；而人将鲑鱼卵放在良好的环境中，鲑鱼的数量就会大大增加，比补足他所吃掉的数量还多。因而不管人增加怎样多，增加的需求决不会超过鲑鱼的供应。” 新版本的“鹰越多鸡越少”所要表达的是，鹰只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鹰越多鸡便越少，鹰的增加最终会导致鸡的灭绝。这一结论是与生态学常识相违背的：同生物界一切捕食者一样，鹰绝不会像人那样捕杀超过其基本需要的鸡(自然的鸡A，下同)，而是控制自己的捕食，调节自己的数量以维持与鸡(A)的动态平衡。亨利虽然提出“鹰越多鸡越少”的观点，但还是注意到了为营养关系——食与被食、捕食与被捕食所规定的“自动平衡”这一“自然秩序”。“如果海豹的增加量超过某一点，蛙鱼就会绝迹”，换言之，如果海豹的增加量不超过“某一点”，鲑鱼便不会绝迹。智慧——“生存智慧”便在于使生物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数量、取食维持在“某一点”而与食物(环境)保持平衡。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有如鹰与鸡(A)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有持续性。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存在表明，文化(知识)替代已使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生存智慧”而忘却了这种关系。 “人越多则鸡越多”所要表达的是，人有着巨大的生产力，物质、能量的供应从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看是不受限制的，自然则有着超乎想象的供养能力。正如亨利所认为的：“地球供养1万亿人和供养10亿人一样容易。”。然而，这是一种局限而有害的观点。首先，人与自然是一种物质进而“零和”的关系，人和鸡(驯化了的鸡B，下同)——人工系统——的增加，必然导致鹰和鸡(A)——自然生态系统——的缩减，进而导致稳定性的下降。其次，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并不意味着物质、能量的无限和供给的不受限制。根据熵增加定律，物质总是自发地从集聚、有用态转变为耗散、无用态，能量总是自发地从自由能转变为废热，在资源、环境有限的背景下，不存在人与鸡(B)没有限制的正反馈循环，进而越来越多的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