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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刍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演进 就近代中国而言，中华文化一方面指引中华民族在近代不幸的遭遇中一次一次地爬起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又在应对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灾难和耻辱的艰难实践中获得了新的生命，有了新的发展，进而实现了现代转化。而现代转化又包括两个向度，一方面是传统中华文化的某些核心层面的恒久性的成分得到强化，继而实现了“现代性诠释”；另一方面是传统中华文化的某些陈旧的时代性的成分得到扬弃，继而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理论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是一脉相承的、与时俱进的。反映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涵义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即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不断创新和丰富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革命既包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革命，也包括进行彻底的文化革命，目的是把在旧文化长期统治下变得越来越愚昧落后的旧中国改造成以新文化为指导而日益先进文明的新中国。这场伟大革命中所建立的中华民族新文化，是以当时最先进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是以当时最革命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指导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成果，是代表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当今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至可宝贵的财富。毛泽东强调“中国无产阶级”要坚持对中国新文化的“文化思想领导”，即中国新文化要坚持“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5]，就是告诉我们要重视文化的领导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在“双百”方针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我国艺术界和科学界的现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双百”方针反映了艺术和科学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艺术和科学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为艺术和科学不断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途径。邓小平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内容的文化建设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从文革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为萌芽期，邓小平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初步探讨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为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党的十二大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十二大以后为完善发展期，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7]邓小平特别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不搞运动、不搞人人过关。1980年8月，他在谈到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时指出：“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8]对于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歪风和少数贪污腐化的现象，他亦提出用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来解决。江泽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江泽民在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结合时代特点，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综合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思想而提出来的新概念。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全面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并完整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9]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展望未来，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并不断进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胡锦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理念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早在十七大报告上胡锦涛就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使之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进而达到“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10]胡锦涛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又说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的精神家园。”[11]胡锦涛既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又在新世纪新阶段勇于进行文化创新，提出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创新文化、和谐文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