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的对策.docVIP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的对策 一、从职业维度看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和居民消费 与经济学主要从收入角度定义中等收入阶层不同，社会学界把职业分类作为界定中产阶级的最重要测量指标。根据EAMC项目(东亚中产阶级比较研究)阶级分类，中国的中产阶层又可分为三个群体: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和边缘中产阶层。大多数新中产阶层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的雇员，少数是私营和外资企业的雇员;老中产阶层即个体工商户;边缘中产阶层主要指受过中高等教育、从事低层白领工作的70后中年人和80后年轻人。老中产阶层的数量增长迅速并保持一定规模是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另一个特点是，他们与国有企业或者公共权力具有很大的联系，尽管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行，主要由国企职工组成的“类中等收入阶层”出现了萎缩。总之，从职业角度划分的中国中产阶层仅在总人口中占20—30%，若考虑到庞大的农村人口在内，中产阶层的比例会更低。中产阶层的职业类型主要可分为:公务员和国企职工、经理人员、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低层白领以及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中国中产阶层的三个特色是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传统中产阶层的比例不降反升，国有企业员工比例大，城乡二元结构。相应地从职业角度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对策主要有促进创业和提高技术工人社会地位两条路径。从一般规律来讲，公务员的比例不会一直上升，甚至可能会缩小。随着国家公务员以及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薪酬改革的进行，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和薪酬水平应该会比较稳定。经理人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也不会很高，因为在制度之外还受天赋和机遇的影响。但是，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事业单位制度、养老制度等阻碍了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成为职业中产阶层，应该逐步推进上述体制方面的改革，例如户籍制度应该打破城乡分割，民办中小企业的人事档案管理应该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接轨以方便人才流动，事业单位的合同制度应该增加相应就业人员的福利并可以转档案，养老保障覆盖面应该更广并可以随工作迁移。总之，应该减少上述制度障碍以增加潜在的中低收入人群成为中产阶层的可能。老中产阶层或者传统中产阶层的发展也许是扩大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突破口。目前国家所鼓励提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现实考量。鼓励自雇化就业，也许会成为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扩大的“新常态”。尤其目前中国城镇地区存在大量农民工，可通过完善商品市场使他们进入商业营销队伍，例如，降低创业者的进入门槛，简化审批手续，并进一步扶植小微企业⑥。对于中国目前存在的约2．6亿进城务工人员，应该提高其中技术人员的比例以提高其社会地位。目前中国对技术劳动者的认证体系存在严重问题，导致一大批有技术的农民工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收入水平。因此，对农民工和农业劳动者建立相应的技术认证渠道，例如对有技术的农民工恢复建立八级职业技术分层制度，可能造就一大批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尤其农民工的市民化，这一部分“技术中产阶层”的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进而能极大地促进中等收入阶层和居民消费的扩大。 二、从教育维度看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和居民消费 受教育程度或文化水平是常见的阶层划分指标之一，通过受教育程度定义的中产阶层通常被称为教育中产。而教育本身也与消费有诸多联系。例如，教育本身就是一项消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其收入水平和消费层次一般也较高;教育还通过影响居民的就业选择进而影响其收入水平乃至消费层次。因此，提高低收入群体和较低收入水平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受教育程度也能一定程度上促进中等收入阶层和居民消费的扩大。判定一个国家是否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层的标准之一是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2年。而中产阶层的受教育程度更多在大专及本科阶段及以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1年，城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7年，乡镇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9．08年，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8年。从教育与职业分布来讲，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中产阶层职业类型的可能性越大。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中专文化水平、高中文化水平以及初中文化水平的可能性分别为4/5、3/5、1/4和1/10②。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中产主要分布在城市。要提高教育中产的规模，第一，要在城镇地区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加强农村地区的初高中教育，逐步使城乡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第二，鉴于中产阶层的职业分布，加强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潜在人群的扶植力度，例如助学贷款审批和发放的便利化。第三，打破目前高等教育体制中的不合理因素，比如通过允许高校自己设立专业以提高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增加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进入中产阶层的渠道。第四，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通过加强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