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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两个决议”专题宣讲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动员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共三次集中开展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分别是延安整风时期、改革开放之初和2021年。前两次对党的历史进行学习和总结形成了两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第一个历史决议”)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第二个历史决议”)。 两个历史决议集中体现了党以实事求是为主线的唯物史观，体现了我们党对党的历史的一贯立场和态度——“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党史观贯穿于两个历史决议起草的全过程，两个历史决议的内容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党史观，并且两个历史决议都进一步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地位。 实事求是党史观贯穿两个历史决议起草全过程 两个历史决议起草建立在巩固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两个历史决议的形成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并不是在事件刚刚结束时急于给事件下一个历史定论，而是在事件发生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对事件的认识有了一定的发展，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在已有的比较巩固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决定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之前，党的有关历史文献的编辑出版初步统一了党内思想，为决议的起草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共中央编辑出版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梳理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这十年的历史，初步总结历史经验，使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对照非常明显，帮助犯错同志明白自身问题，改正错误。1941年，毛泽东要求王稼祥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委员会领导路线的结论(草案)》，总结了1932-1935年党的路线，草案也为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奠定了基础。延安整风运动在党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统一了党内思想，为决议的起草奠定了实践基础。 第二个历史决议也是经过了更长时间的理解、认识才开始起草的。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也提出，要科学评价一段历史，“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重要作用，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引发了党内外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等的评价。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30年成就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使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了挫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都是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前面也提到，在延安整风确立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才转入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的参与者，也是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的负责者——胡乔木，在同起草小组的多次谈话中强调决议的起草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合乎历史事实，“做些调查研究”“要查一查过去的文件”“要对历史负责，要把历史描述得很公正、很准确”，强调要保持客观的态度，要“冷静地客观地对待”历史，强调历史决议就是要对历史问题有一个科学的分析，答复历史问题，不然历史决议就失去了价值。 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提出了三个指导性原则，其中第二条就指出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来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邓小平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辩证地、一分为二地对待历史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也不能完全否定，“决不能说一团漆黑”“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 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经过了长时间多次修改、讨论。第一个历史决议在王稼祥起草草案的基础上，又先后经过由任弼时、胡乔木和张闻天三个人重新起草或构思，又经他们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据胡乔木回忆，“讨论《决议》就在枣园，几乎天天开会，一般是开半天”“对决议稿逐章地讨论，逐段地讨论”“每一句话都经过斟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段落，讨论得很仔细”。这种制定历史决议充分讨论，充分听取干部和群众意见，认真、谨慎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党历史上时间延续最长的一次会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一共开了11个月，其重要任务就是重新起草历史决议。 从1979年叶剑英国庆讲话开始酝酿，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耗时近两年，其间经过多次讨论、多次修改。《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记载了许多胡乔木在各种讨论会就决议起草问题的发言以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