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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书法家励志故事 刘运峰1963年出生，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人，毕业于南开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学系主任，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运峰幼承庭训，随父亲学习唐楷，成年后师从孙伯翔先生，初学汉隶，转学魏碑，继习行草，于《张迁碑》《始平公造像记》《张猛龙碑》《祭侄稿》《黄州寒食诗》等心追手摹，多方取法，转益多师，渐具自家面貌。作品曾入选第四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第三届全国正书大展、第二届中国书坛百家精品展等。刘运峰书法创作与史论研究并重，编著出版有《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碑刻摩崖卷《孙伯翔谈艺录》《孙伯翔论》《刘运峰书法集》《中国书法赏珍》等。 一九七二年—我九岁那年的夏天，跟随母亲来天津探望父亲。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开始学习拿毛笔写字。 当时，“”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如火如荼了，人们的生活也平静了许多，一度被下放车间接受“劳动改造”的父亲也回到了科室工作，但依然被列入另册。在寂寞与孤独中，父亲开始教我用毛笔写字。 由于贫穷和战乱，父亲并没有接受太多的教育，但父亲勤奋好学，能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每年春节前，父亲都要亲手书写春联，然后领着哥哥和我端端正正地贴在大门的两侧。小时候 ，我很喜欢看父亲写字，那淡淡的墨香、均匀的笔画、方正的大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父亲提出要教我写毛笔字的时候，我感到既紧张，又兴奋。在我童年的感觉中，只有大人才能拿毛笔写字，小孩子是无缘毛笔的。 每天早晨父亲去上班之前，都要在旧报纸上为我写几个字，算是字帖，我便趴在父亲那仅有的一个木箱子上临写那几个字;晚上下班回来，父亲便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执笔，如何运笔，如何顿笔，如何出锋。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握笔的手不再抖了，字写得也有点模样了，父亲很高兴，便对我进行“奖励”—大多是一个小麻花，那是早点铺用剩面炸成的，香甜酥脆，每个卖一毛钱，这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已经是一种奢侈。但父亲为了鼓励我，宁愿在其他方面再节省一些。父亲还鼓励我说，好好写，等你写好了，让你帮着抄一些东西。 但我和父亲相聚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我就要回老家上学了，写毛笔字也就基本上半途而废了。好在那时爱好美术，父亲很支持，为我买了颜料、图画纸和几本画谱，一向节俭的母亲也为我订阅了《河北工农兵画刊》，我也经常照着报纸、小人儿书、年画描摹红小兵、孙悟空、老虎之类，勾线、着色、署名也都离不开毛笔，算是没有完全把写毛笔字丢掉。 一九七九年，父亲为了让我得到一个“农转非”的机会，提前退休回老家，我顶替父亲来到天津成了一名学徒工，那一年，我十六岁。 一九八一年，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报名参加了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开设的书法学习班，老师是孙伯翔先生。开学那天，孙先生大声地对我们说：“作为炎黄子孙，一定要把字写好!能够写一笔好字，是炎黄子孙分内的事情!”在书法班上，我起初临习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后临习柳公权的《神策军碑》。孙先生习惯在黑板上用粉笔双钩字帖上的字，仔细讲解书法的点画和结构，他也喜欢用长锋羊毫为我们做示范，他曾经将临写的《爨龙颜碑》装订成线装书的样式给我们观赏，并说这是自己的日课。所有这些，都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在书法上投入了比较多的精力，也是进步比较快的一段时间。数学系的魏立刚，金融系的仇国明、高凤龙，中文系的白旭旻、贾永来，旅游系的杨卫权，历史系的欧阳长桥等都是经常在一起切磋的伙伴。我们一起拜访王学仲先生、李鹤年先生、徐嘏龄先生、孙伯翔先生、赵半知先生等并邀请这些先生来南开授课。我们还在南开大学书法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南开书苑，提出了“只要一提到南开，就会想到书法;只要一提到书法，就会想到南开”的口号。在南开的岁月，与书法有关的讲座、展览、笔会等活动一个接着一个，在同学们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比较稀缺，没有就业的压力，也没有考取各种证书的要求，因此在平时就表现得比较从容甚至带有几分“悠闲”—可以在业余爱好上多投入一些时间。在这一时期，孙伯翔先生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几乎每隔几天，我和杨卫权就会结伴去先生单位请教书法。先生看到我写楷书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就指导我学习隶书，最初我钟爱《乙瑛碑》，先生说，《乙瑛碑》虽好，但不利于训练腕力，因此让我改临《张迁碑》。《张迁碑》以方笔为主，格调高古，浑厚朴茂，在东汉隶书中独树一帜。后来，我又临写过《西狭颂》、《礼器碑》、《曹全碑》、《韩仁铭》等，但都是浅尝辄止，临写最多的还是《张迁碑》，尽管没有得其神髓，但却由此锻炼了自己的腕力，也算是对隶书有了比较深入的体会。 大学毕业后，由于生活的一度困顿，我曾经想去参加律师执业资格考试，也想到放弃对书法的学习，专